一九九二年五月访问加拿大，我冒着极大的风险，以学业前程和身家为代价，破釜沉舟，勇敢地迈出了人生最惊险、最具戏剧性的一步。一系列偶然性构成了我出走成功的必然性。在看似步步幸运、有惊无险的背后，是长期的忍辱负重，不计名利的奉献，对人生目标坚持不懈的追求和专心致志的辛勤工作。人们常说，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有准备的人并不是为了机遇去准备，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受名利的诱惑，甘于寂寞，勤奋工作。当机遇到来的时候，不过是顺理成章地抓在手里而已。这一步迈出了我人生的第三阶段，在北美这个用武之地大显身手，将自己的职业生涯推向高潮。
一九八八年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后，是我学业上的一段迷茫期。我的人生目标是坐在冷板凳上安静地做学问，顶多带几个学生，谁都不领导，谁也别领导我。这样的状态在研究生毕业后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将要进入九十年代时，这条道路似乎走到了尽头。喧嚣的航空物探浮华匆匆掠过，留下一片萧条。国内整个行业不景气，航空电磁更是日暮途穷，系里老师们的共识是航空物探教研室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个教研室是副院长孙老师的根据地，虽然招牌挂不下去了，实体还要保留，遂改名为区域物探研究室。这样，我还能在原有的环境下苟延残喘。
系里应朴老师的要求，让我去他的教研室当副主任，为将来他退休后接任教研室主任做准备。那个教研室人多、课多、实验多、野外实习多，自然杂七杂八的事情也多。我深知做事要扬长避短，自己的长项是做学问，而不是与人和事打交道，明确表态不去朴老师的教研室。好在这种事情不能强迫，就拖延下来了，但系里仍然不断地施压。照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顶不住压力，躲不掉那个副主任。朴老师很快要退休了，到时候还要当主任，那就永无宁日了。
我不去当这个副主任还有另一层考量，那个教研室的二位老教师有将来当主任的呼声，我希望他们中的一人能如愿以偿。朴老师才高八斗，似乎有那么点恃才傲物，能入他法眼的人没有几个，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处理日常事务都特别强势。我和朴老师亦师亦友，他当面批评我毫不留情，背后推崇我不遗余力。我不愿意去他的教研室，他也理解，从不给我施加压力。平心而论，客观上我的确是最合适的副主任人选。
后来被赶鸭子上架，担当大剖面项目的课题负责人。这样，消停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除了自己的课题和这个课题下一个专题的研究外，大课题负责人的工作都是管理人和事，一天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与此同时，系里还时不时提起那个副主任的事情。这是我上大学以来最困惑彷徨的时期，安静地做学问怎么这么难？路在何方？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迎来了一个短期出国的机会。
我在《教研记》中叙述了出国的由头，摘录片段如下：“...... 省科委的项目也在进行过程中，一位名字叫汪捷的科委干部要求我写一个申请项目出国考察的报告，去三个人，他、校科研处处长或科研科科长和我，出国时间一个月。我立刻联想到传说中的政府官员巧立名目公款出国旅游。项目本身并不需要出国考察，可是人家管着自己的项目，不能拒绝，只能照办。这又是一个勉为其难，明知不对，只能同流合污。不过从积极的意义上去解释，这也是科技管理干部走出去，解放思想，放眼世界。
于是，我写了一个申请去加拿大考察的报告，做出经费预算。这个经费要从科研项目中出，但原来申请的经费不包括出国。汪捷建议我再申请一个项目，多要些钱，支付这次出国的费用。这样，我又申请了一个跟农业有关的项目，《地磁场强度与主要农作物产量相关性研究及其在农业规划中的应用》，这是一个非常新颖而又诡异的课题，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奥妙。走了所有的过场，汪捷从中运作使其通过。......”
出国报告批示下来，人员只有汪捷和我，时间为两周。虽然只有两人，省科委和外办的红头文件上依然称为考察团，我任团长，可见省府官场之“大气”，叫个考察小组又何尝不可？我联系到加拿大地调局的帕拉斯基先生，请他出面邀请我们，并联系渥太华和多伦多两地的航空物探公司。
我暗中决定出去后找工作，准备了英文简历和相关资料，对家人没有透露丝毫心中的想法，一是事情八字还没有一撇，二是不想让他们担心和动摇我的决心。在学校里，我不动声色，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切工作，那个大剖面项目有许多没办完的事情，似乎都等着两周后回来再处理。走时只携带一个小箱子和一个手提包，主要是换洗的衣服和一些必要的材料。
学校一位老师求我把他的孙女带到加拿大，她父母在蒙特利尔，已经为她办好移民手续，我很爽快地答应了他，没想到因为带这个孩子，在半年内办理了三次签证延期。研究生同学钱镔的家人要给他带点东西，我这才知道他在加拿大，没想到这一小包东西使我在他家一住便是小一年。
我在一九八九年数次和学生一起上街游行，被列为控制使用和严禁出国的对象。出国前，在校园里遇到一个在院党委办公室工作的学生。他说我出国的事费了一番周折才批准，他拿着材料往省人事厅跑了好几趟都没批准，最后院党委管组织的书记写了保证书才获得批准。这位同学八九年毕业，因为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毕业分配上遇到麻烦，最后还是学校爱惜自己的学生，将他留在党委办公室工作。
临走前那个周末，我鬼使神差地带着孩子去一位同事宝慈家看望他们，颇有长期远行告别的意味。大家在学校天天见面，走门串户不是我的风格，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出这种举动。后来想起来，这是一个暴露意图的破绽，不知道他们是否察觉出什么异常。三年后，他们一家也来到加拿大定居。
一九九二年五月六日星期三，我们离开北京赴加拿大。在温哥华进关时，我和汪捷分开见移民官。为这个孩子办理新移民落地手续用了很长时间，最后，移民官问我在加拿大停留多长时间，我说大约两周，他看看回程机票，便只给不足两周的签证。汪捷的签证是六个月，后来才知道，访问签证一般都是六个月。移民官见我替别人带孩子来，认为有滞留加拿大的可能，故只给不到两周的签证。
第一站到渥太华，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的朋友帕拉斯基和孩子的父亲小赵在机场接机。这位小赵是本系的学生，论起来我们也算是师生关系；后来知道他在蒙特利尔是华人中的风云人物，那里华人开便利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他是开店第一人。看到他的成功，许多华人步他后尘相继开店，一时蔚然成风。
在渥太华访问了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和一个公司，我在一九八八年曾自费访问过这两个单位，见到一些人大有一回生、二回熟的感觉。周四和周五，我们在这两个单位分别进行了认真的学术交流，第一天汪捷还有点儿兴趣，看着我们“拉洋片儿”，似乎听得津津有味，第二天就觉得枯燥无味了。
帕拉斯基陪同我们去那个公司访问时，见我给他们的交流材料里有个人简历，没明白我的用意，指着简历说，你不用给他们这个。其实，他应该猜到我的意图。他早年从捷克到加拿大公派留学，博士毕业后滞留不归，最终退还一笔钱给捷克政府了事。当时，时间域航空电磁探测蓬勃发展，他做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为行业带来一股清新的春风，自领风骚十余年。
地调局不是找工作的目标，政府不会雇用一个没有合适身份的外国人。那个公司从事的主要工作正是我研究多年的方法技术，但当年进行基础研发的几位关键人物都已离开，给人的感觉是风光不再，学术氛围淡薄，令人失望。想到多伦多地区还有更多的机会，便放弃了进一步行动的念头。
周六天清气朗，帕拉斯基带我们游览渥太华市区，文明博物馆和一个著名的森林公园。加拿大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清新的空气沁人肺腑，旅途和接连二日访问的疲劳一扫而光，汪捷也很高兴，到处拍照留念。晚上，我俩到帕拉斯基家做客，晚餐简单而又丰富，跟中国一大桌子七碟八碗的美味佳肴和豪饮烈酒截然不同，汪捷亲身体验了西方的请客方式。饭后，帕拉斯基展示他在世界各地旅行的幻灯片，接着我们又天南海北聊了很长时间。
周日，小赵一大早开车来渥太华接我们去蒙特利尔游玩，算是对带他孩子来加拿大的答谢。我四年前来过这里，这次是旧地重游。他带着我们在蒙特利尔整整玩了一天，可谓是：游了必游之胜地，看了必看之美景，尝了必尝之海鲜，饮了必饮之琼浆，开了必开之洋荤。黄昏时分来到红灯区，我扭头递给小赵一个疑惑的眼神，他立刻明白了，过来悄悄地解释说这是官员出国必去之处，看来他接待过不少国内的官员。这里热闹非凡，艳紫妖红的美女如云，淫词艳曲不绝于耳，游人川流不息。
晚上，小赵开车送我们回渥太华，半路上他突然眼睛不适，看不清楚路途，不得不将车停在路边。当时已接近半夜，到处漆黑一片，我只好替他开车，这是唯一的一次持过期驾照行驶。回到旅馆后，小赵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半小时后恢复正常，起身告辞回蒙特利尔。
第二周的周一，启程去多伦多，钱镔到机场接机，并为我们提供食宿和交通。在钱镔家我们见过他夫人小平，没想到她那么年轻漂亮，虽然过去同在一个学校工作，但没有见过面。住在中国人家里，吃着小平做的家乡口味的饭菜，汪捷和我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可以放松一下。
钱镔毕业后几乎一直在国外，多年不见。在我犹豫如何将找工作的意图透露给他的时候，他主动问我有没有想过在这里找工作，我便顺水推舟将想法和盘托出。他十分赞同，这给与我极大的鼓励，坚定了我的决心。他还介绍了加拿大移民局办签证的情况，以及几年前他赴加工作的过程。他说，加拿大政府注重收拢人才，只要一个公司老板看中的人，就一定能把这个人弄过来。
周二开始访问，第一个公司在多伦多市中心，有一位中国人出面接待，汪捷很兴奋，终于有说中国话的了。业务考察草草了事，接着我们三人高谈阔论一番中外天下大事，临别时还意犹未尽。接下来几天我一个人单独行动，汪捷再也不能忍耐了，觉得没有意思，宁可在家里呆着，也不愿同我一起出去考察。
在每个公司，我都给他们一份学术交流材料和个人简历，并仔细观察，看看这个公司是否适合于我。在访问钱镔所在的公司时，他领着我参观公司，在一间空闲的办公室门口，他开玩笑地说：“这是你的办公室。” 这家公司研发和制造电磁探测仪器，而我专攻电磁探测数据处理和解释的方法。从专业和我做过的工作角度看，渥太华那家最适合于我，而钱镔这家最不适合。每天晚饭后，我和钱镔出去散步，汪捷不愿意去，留在家里看电视。这正是我俩交流情况和想法的机会，我谈对各公司的看法，他提一些参考意见。
经过三天紧张的访问，只锁定一家中意的公司地捷姆，老板弗雷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导师是电磁探测这行的泰斗斯丹利。一九八六年，斯丹利到中国访问时，我正在挑选学校，准备去美国做访问学者，见面时他极力要求我去他的犹他大学。我对他的工作了如指掌，觉得去那里没有新意，最后决定拓展学科面，跨界到另一分支，去了布朗大学。弗雷泽毕业后做了多年研究工作，发表过一些很有影响的论文。后来，他买了公司百分之五十点一的股份，当上老板。我读过他的一些论文，有的还翻译成中文。虽然过去没见过面，但感觉上似曾相识，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地捷姆参与接待的还有公司总裁和一位年轻的野外操作经理。弗雷泽的职务是主席，看到这个头衔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在这里的意思是董事长。虽然知道弗雷泽肯定是老板，但总裁这个头衔很迷惑人，总裁总裁，凡事总裁裁决嘛。访问结束后，野外操作经理皮鲁开车送我去下一家公司，地捷姆的主要竞争对手埃岛。在车上我问他，如果想在公司里工作的话，应该跟谁谈，是总裁？还是主席？他说是主席。我这样问有两个用意，一是确认总裁和主席的关系，二是暗示我有可能回来找工作，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我认为皮鲁回去后应该会和弗雷泽说这件事。
回程机票是五月十八日下周一，周五是回国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上午十点半多，钱镔第二次送我到地捷姆，我怀着百分之九十五的把握，进门便要求见弗雷泽。见面打过招呼后，我单刀直入地问能不能在这里工作。他说可以，问我要多少报酬。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问住了，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按国内的观念是给多少是多少，怎么能跟“组织”讨价还价呢。虽然钱镔说过他刚来时的报酬，但我理解那是政府规定的固定数目。我的目标不是金钱，也没有为自己争取个人利益的意识和动机。想到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情况和自己没有合法工作身份，便回答说，我先做访问学者，你给生活费就可以，并问他每月一千元生活够不够。这是我在美国时生活费的两倍半，当时觉得那是很多钱了。他说够了，我说，那好，先每月一千，他说行。不到两分钟，就这么定下来了。我和家人的人生就此转弯，从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驶入资本主义的羊肠小道。
我接着说，签证下周一到期，要延期签证。他想了一下，提笔给移民局写信，说进行科技交流，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要求移民局给予延期签证。写完后，他又改了改，让秘书打印出来，再签字。他说，附近有一个移民局的办公室，走路只需五分钟，并强调周五中午十二点关门，让我拿着信马上去。我习惯地抬手看一下表，还有一小时的时间，便快步赶到移民局。进门后填表排队，最终见到移民官，呈上申请表和弗雷泽的信，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他收了所有的材料和签证费，出具收据，让我等待回信。刚出移民局，人家“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我回到公司向弗雷泽通报情况，告诉他下周一要送同伴回国，周二来公司。
在加拿大，只要在签证过期前递交延期申请，在接到回复之前签证过期也是合法的。移民局这个办公室离公司这么近，实在太巧了。如果没有这个办公室，那就要有人开车带我去别的地方，周五能否提交申请也未可知。如果周五不能办完签证延期，那周末这两天一定会惶惶不可终日，格外漫长。下周一是签证有效期的最后一天，还要等送汪捷上飞机后才能去办理，时间上很紧张。多说一句，几年后，移民局的这个办公室关闭了。
下面的事情是如何告诉汪捷。当时我有三怕，一怕汪捷也不回去，二怕他回去后这件事影响他的前程，三怕汪捷知道钱镔帮我出谋划策，有关方面知情后为难他在国内的亲属。汪捷身为省政府官员，如果不回去，这件事情就严重了，国内有关部门很可能给定性个“集体叛逃”什么的。汪捷是无辜的，我不想他受到牵连。当然，也不想钱镔和家人受到任何影响。周五晚饭后散步时，我和钱镔商定了一个办法。
周末两天，我若无其事，没有任何异动。钱镔带着我们出去游玩，到商场买东西。马上要回家了，汪捷喜形于色。加拿大平淡无华，不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他已经厌倦了。看着他兴高采烈得样子，想到还有一个令他措手不及的突发事件正在向他逼近，有些于心不忍。我们相处这些天，他从不打官腔，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实在人，并几次跟我说国内各专业的杰出人才都出国了，似乎是抱怨，又好象是在问我出了国怎么又回来了。我始终没有接这个话题，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我很快用实际行动继续这个话题了。
周一是下午一点的飞机。在准备去机场前，我将钱镔和汪捷叫过来，对他们说，我决定先不走，一个公司邀请我做一个月的访问学者，公司安排了住处。到机场送走汪捷后，我去延期机票，然后请钱镔送我去公司安排的住处。这是我和钱镔事先商量好的，假装他也毫不知情。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汪捷愣住了，脸拉得老长，一句话也不说。我接着对他说，你走后，我马上写信向学校和省科委说明这件事，绝对不连累你，一切责任都在我；并强调说，你回去后怎么对自己有利，便怎么说，一切我都理解。他心里也明白，我说的一个月不过是缓兵之计。沉默了好一会儿后，他说，要不走就都不走，一个人回去没法交代。我十分理解他的苦衷，第一次出国就摊上这等事，实在是苦不堪言。我现身说法，帮他分析去留的利弊。留在加拿大，我有两条底线，一是合法，二是继续从事本专业工作。这两条他一条都不占。做为政府官员，优势在国内，在国外没有一技之长，发展道路十分艰难，弄不好要以打零工为生，等于自毁前程，坑害了自己和家人。最后，他终于同意一个人回去，我这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
出发去机场的时间到了，我也收拾好一切行李装在车上。到机场后，汪捷说要去厕所，我和钱镔在大厅里等他。超出上厕所的时间过去了，他还没回来，我俩开始有点儿焦躁不安。将近二十分钟后他才回来，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他上厕所那么长时间，一定有剧烈的思想斗争，是回？还是留？最后还是决定回去。我们陪汪捷办理了登机手续，送到出境口，看着他进去后才离开，返回钱镔家。在这件事情上，钱镔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如果汪捷不回去，我们不能弃之不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要为他提供食宿，钱镔一家还要落一个收容叛逃官员的罪名。
这大胆的一步终于迈出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置于死地而后生。我很明白，即便一个月后回去，不身败名裂，也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压制；如果几年后回去，那将是座上宾。我坚信，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在自由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话分两头，先说汪捷回去后，学校里一下炸了锅，可以想象这个突发事件对学校的影响和冲击之大。具体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从来没有主动打听过，后来了解到一些支离破碎的道听途说。同情和熟悉我的人说我在评职称中受到不公平对待，不回来就对了，更多的是耸人听闻的出逃、叛国，一时间甚嚣尘上。
在学校里，出国进修留学逾期不归的情况屡见不鲜，长期出国的人什么时候该回来，大部分人早已忘记了，即便不回来对学校也没有多大的冲击性，但短期访问不归的事件还是第一次发生。事件的主人翁在学校是一个众人瞩目的人物，一直是好学生，好教师，第一届五四青年地质学家奖唯一的获奖青年教师，省先进工作者，要不是本人拒绝，还差点儿被树立成省里的先进科技典型。这样一个人突然出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学校很难对上级和师生交代。
此外，我还是正搞得轰轰烈烈的科研项目的一个大课题负责人，肩负着许多责任和项目参加者的期望，许多事情等着我回来处理。一下子人不回来了，参与课题的人，特别是那位平起平坐的老负责人，肯定会叫苦不迭，因为大部分事务都由我一手经办。当然，这个课题负责人的位置空出来了，也会有人心中暗喜，跃跃欲试。
这次出国还牵涉到省科委、省外事办公室和省人事厅。听说省科委是第一次遭遇到这种状况，处于非常尴尬难堪的境地。本来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公费出国旅游，不出事倒也得过且过，出了事就很棘手。最佳的解决办法不外乎将自己的责任极小化，将不归者的责任极大化，反正死猪怎么开水烫都不过分。听说汪捷确实按照我说的行事，“怎么对自己有利，便怎么说”。他这样做没错，本来全是我的错。省外事办公室和人事厅也会受到震动，一切出国的手续和审查批准都由他们一手经办，怎么说也要承担个失察之过。
为我打保票的书记也会有很大的麻烦，省里几个部门完全可以将责任都推到他的头上。如果再有好事之徒联系到我一九八九年上街游行这个事实，借题发挥上纲上线的话，他的麻烦就更大了。我跟他没有直接接触过，他是一个老实人，觉得对不起他，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每每想起来十分愧疚。
太太的家人也不平静，可能以为我不要老婆了。一个妹妹不知道听到了什么，义愤填膺地为姐姐出头，给我妈打电话，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用很伤人的话谴责我。我妈是烈性人，严厉斥责她说的不是自家人该说的话，这才没让更难听的话说出来。几天后，我给老婆打电话，她的声音都变了，第一句话就问，那我们怎么办呀？听上去惶恐不安，不知所措。我不假思索地说，将来你们也来呗。后来说了些什么都忘记了，但这开始的一问一答和她的声调，我记忆犹新。我说让他们以后也来，她当时一定认为是天方夜谭，非常遥远的事情，半信半疑。的确，当时我自己也是前程未卜。
还是父母了解自己的儿子，事情发生后，他们十分冷静，面对流言四起，泰然处之。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看这件事，他们都要先听听自己儿子的说法。我写信告诉他们这件事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本来与政治无关的事情，被人们的想象渲染上的政治色彩慢慢退去，没有人受到牵连。听说一年后汪捷第二次出国，接着被提拔为处长，这使我深感欣慰。虽说事件本身不涉及政治，但我内心深处潜在的意识是：和专制制度决裂，让妻儿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里，让父母有机会看一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我不想、也不能以激烈的方式达到这样的目的，因为那将会伤害到我的亲人、师长、同事、同学和好友。
再说把汪捷送走后，回到钱镔家立刻给学校和省科委写信，信的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强调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难得，对提高业务有好处；二是承担全部责任，郑重声明汪捷没有任何责任，他在国外的表现很好，坚决回国。同时，承诺尽快提交考察报告，财务报表，交代大剖面项目没有办完的事情。
接着给父母和老婆写信说明情况，让他们放心。在给老婆的信中，详细交代了有关大剖面项目的文件放在何处，让她转交给何人。此外，我还特地给院领导孙老师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信不是官样文章，而是实话实说。告诉他自己只为找一个能专心做学问的环境，同时也指出本人适合在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中生存，良禽择木而栖。还说出国不归这件事，现在看上去好像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件，但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过几年再回头看，就不算什么事儿了。
我很快将财务报表寄了回去，用在我身上的考察费用如数还给学校。两个省科委的项目，第一个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第二个尚未开始。我将这两个项目交给本教研室的黎老师打理，这对他也有利，有项目经费，将来有成果。后来，我完成了第一个项目的报告，寄回学校委托黎老师代为交差，并将我写的论文“地磁场扰动与工伤事故的相关性研究”也寄给他，嘱咐他再找一、二个实例，充实一下以他的名义发表。七年后我回学院才知道，这篇文章原封不动地发表了，作者署名是黎老师和我。在黎老师的主持下，第二个项目也顺利完成了，还居然获得了地矿部科技成果三等奖，省科委的项目在地矿部获奖，也是一大奇闻。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校仍寄希望我能回去，工资照发。我数次写信要求停发工资，并委托黎老师将我在学校的一套房子交还给学校。在学校十八年，我事事处处为学校和他人着想，不但与世无争，还主动让名让利，即使受到不公平对待也毫无怨言，坦然处之。这次是第一次为自己着想，却给学校带来很大的困扰和麻烦，特别内疚。处理好善后事宜，不仅仅是责任所在，更是本性使然。可是，无论怎么做都不能挽回对学校的影响和损失。
不知道省科委、省外办和省人事厅是如何对此事定性和善后的。按常理推断，他们在震惊、愤怒、惶恐不安之后，平心静气思考，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上策。如果将此事定性为叛逃之类什么的，也奈何不了我这个肇事者，只能泄一时之愤；但这样一来他们也有责任，追究下去总要有人付出代价，不是处分，就是断了升迁之路。从这个角度上看，用老话说，我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用现在的语言说，是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淡化、冷处理符合各方利益， 不失为一个明智和多赢的选择。从后来风平浪静的结果看，他们确实如此行事。
周二算是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冒着风险抛弃了过去积累的一切成就，来到一个从零开始的地方；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来到一个只有百多年历史的国家；从大学里宫殿般的办公大楼，来到一个小公司拥挤的办公场所。虽然是自己的选择，但多少有些失落感。再想想从一个专制国家来到一个自由的国度，从无用武之地来到一个可以施展身手的新天地，又感到欣慰。在去公司的路上，我盘算着第一天的工作，一个崭新的、美好的开端，内心充满了期待。
下车走向公司办公室时，一丝对陌生环境的畏惧涌上心头。我最不愿意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小学时的一次转班和下乡前的转学，在我内心造成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这次是异国他乡，人地生疏，没有任何依靠，只有薄技在身。我硬着头皮推开了公司大门，刚跟弗雷泽打过招呼，他便拿出一份合同给我看，说不同意的条款可以修改。这又是一个意料之外，原以为有口头的君子协定足矣，没想到还要先小人一下。空口无凭，立字为据，符合常理。
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了一遍这份合同，所有条款都对公司有利，其中涵盖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个滴水不漏的法律文件。例如，如果公司不再用我，我要立即走人，公司不给任何补偿；再如，如果我的健康出了问题，或出了事故，公司没有任何责任。类似的条款很多，面面俱到，没有一条对我有利。总之，一旦发生任何意外，公司没有任何义务和责任。如果一切正常，这份合同等于几张废纸。看完后，我认为那里面说的都是小概率事件，没必要浪费时间修改，便毫不犹豫地大笔一挥签了字。从这个合同可以看出弗雷泽为人处事的精明和谨慎。
弗雷泽见我那么痛快地签了字，眼神有些异样地看了我一下。二人目光交汇的那一瞬间，我想：他可能从来都没遇到过像我这么傻、这么容易对付的人，要多少工资不知道，更不知道讨价还价；面对如此刁钻刻苛的合同，不谈判争取修改条款，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就那么轻易地签了字。他知道我冒着极大的风险留下来，不想这种潜在的风险转嫁到公司头上，保护自己的权益无可非议。实际上，公司本来就没有任何义务和责任，即便发生意外，我也绝不会赖上公司；这是本性使然，我最鄙视那种耍赖撒泼、胡搅蛮缠的人。在迈出这一步时，已经准备好自己承担一切后果，决不连累任何人。几年后，弗雷泽问我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留在加拿大，我不假思索地答道：“不想浪费生命。”
签完合同后，弗雷泽带我到刚腾出的一间办公室，紧靠公司前厅，通过窗户正面可以看到公司大门和秘书的办公场地，斜对面可以看到弗雷泽的办公室，对门是公司总裁的办公室。弗雷泽离开后，我立即进入工作状态。首先，全面了解公司现有的方法技术和水平，以便决定还需要做什么；其次，熟悉公司的小型计算机，这台机器用于数据处理、解释和绘图。我过去用过四种大型计算机，用小型计算机还是第一次，不过各种机器面向用户的操作系统大同小异，很快便运用自如了。
当钱镔接我下班时，我对公司的技术现状一清二楚，对接下来要做的课题也心中有数。在车上我跟他谈了合同里的内容，到家后他看完合同说了一句话：“没有一条对你有利。”我笑着答道：“说的就是。” 当年读那个合同没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许多年后阅读法律文件觉得十分困难，有些内容根本看不懂，句子里没有一个生词，却不知道它表达的意思。不知道是越活越回陷，还是弗雷泽的律师刻意用了简单的语言。无论如何，那个合同的确成了几张废纸，后来再没翻过它。弗雷泽也没问过我为什么那么轻易地签了字，估计他不好意思提及那个一边倒的合同。
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签证延期一个月的信件，算是有了一点喘息的时间。接着，弗雷泽准备材料继续延期签证。去移民局那天，他郑重地系上领带，穿上西装外套，西方白人绅士风范十足。移民官是一位广东女士，看见我们脸拉得老长，好像跟我们有仇似的。递给她的申请材料看也不看，随手丢了回来，一口回绝了我的申请，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态度十分傲慢无礼，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刚见面时，弗雷泽很恭敬地将自己的名片递给她，她连看也没看便很随便地扔在桌子上，非常没有礼貌。当时我想，在接待下一位申请人之前，她一定会将那张名片扔到垃圾桶里。听说这种做法是移民局一贯的行事风格，目的是让意志不坚定的申请人和雇人不坚决的老板知难而退。尽管如此，做为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具备起码的礼貌和修养。
我俩垂头丧气地出了移民局的大门。弗雷泽意识到自己办不成这件事，回到办公室立刻给一位移民律师打电话。几天后，律师寄来一封信，我拿着这封信去移民局顺顺当当地办了三个月的签证，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在这期间，弗雷泽着手为我办理工作签证。在律师的要求下，他准备了很多材料，摞起来有一尺多高，包括公司和我的背景，我到公司后的工作成果和给公司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公司对加拿大经济贡献的远景。我不知道移民官如何去阅读、评估那么多的文字材料，也许他们只看一个提要，或者用尺子量一量文件的厚度。
此时有一位加拿大勘探地球物理博士在欧洲工作几年后，准备回多伦多地区工作，向一些公司和政府部门递交了求职申请。这一情况对我十分不利，因为加拿大移民局规定，只有在找不到合适的本国公民情况下，公司才能雇佣外国人。这样，弗雷泽按照我的履历精心打造了一份新的雇人标准。例如，必须有在大学教书十年以上的经历，必须从事过航空电磁勘探研究，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些条件毫无疑问地将那位同行排除在外。后来，他回到了多伦多地区，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开发电磁数据解释算法和软件，刚开始只有两个人，后来有所发展。我们在工作中有些交集，学会开会时经常见面。
在三个月签证到期前，工作签证有了眉目，面试约到一九九三年一月初。在这之前，还要再次延期签证，这次给了六个月的签证，足以等到工作签证面试。按照加拿大移民法，必须在加拿大境外获得工作签证，律师通过加拿大驻芝加哥领馆办理。
一九九三年一月初，我乘长途客车去芝加哥办工作签证。弗雷泽告诉我经过底特律时要加倍小心，那里治安不好，别碰上凶杀案。在底特律过境时，发现书包里有一个苹果，我递给移民官示意可以扔到他身后的垃圾箱里，他看了看示意我可以带进去。美加两国山水相连，真的没必要控制得那么严格。当天晚上到达芝加哥，住在预定好的旅馆里。第二天早晨出去转了一圈，确认了加拿大领馆的位置。上午九点到领馆面试，移民官是一位中年白人绅士，态度和蔼可亲，和半年前那位广东女士移民官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刻意放慢语速，一字一板地问了我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接着开出了工作签证，最后还说欢迎我到加拿大，祝我在加拿大好运。我拿着签证轻松地离开领馆，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历时半年的签证困扰和挣扎终于结束了。
当天，我在芝加哥市逛了几个小时，湖边公园里几乎无人，街道上到处是积雪和融化的雪水，高楼大厦遮住了太阳光，冷风在大楼之间肆虐。想到家人马上便可以过来团圆了，凛冽的寒风吹到身上也觉得是暖风。我特地在一家礼品店买了一个小纪念品，以纪念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和地方。晚上乘夜车回程，次日早晨到家。
因为有一个固定的住处和地址，为办理这些签证提供了有利条件，弗雷泽特别感激钱镔一家。钱镔的名字对他如雷贯耳，可是一直未谋其面。那些年对我来说是多事之秋，也没有想到安排他们见上一面。直到二十多年后，钱家搬到罗利，两位彼此久闻大名的人才握手言欢。弗雷泽为了表示谢意，执意他请客吃饭。饭后，我们一起去钱家新宅喝茶聊天，皆大欢喜而散。
汪捷回去后，我一直住在钱镔家，每天享受着小平精心烹饪的东北特色菜，上下班有钱镔的专车接送。在这期间，我的工作进展极为顺利，为公司开发了一些新技术，做为新产品向客户推出，使公司的科技水平更上一层楼。这些工作的基础源于在国内时的理论研究，可是在国内太超前，无法实施，也无人理解和重视，在这里只是将自己的方法付诸实践而已。弗雷泽兴奋异常，几乎每天都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几个小时，了解这些新方法的原理和应用，和我探讨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如果他出差，回来后第一天有许多事情处理，第二天一上班准到我办公室里呆一上午，中午一起出去吃饭。看见老板如此屈尊敬贤，公司里的人对我自然是礼遇有加，使人领教了什么是国内喊了许多年的“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什么叫“科学技术是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