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城市是大多伦多地区最西部的一个卫星城，居住的社区在这个城市的最西部，家门口南北向主路两侧有大片大片的空地，建筑商正在这些空地上兴建住房，预示着人口暴增的时代即将来临。刚来时，这一带几乎见不到华人，没多久大白楼里陆续搬来几家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加拿大大力吸收技术移民，许多中国人通过移民公司作假来到加拿大，华人逐渐形成了气候。
这些新移民在国内有很好、很体面的工作和雄厚的经济基础，移民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靠积蓄度日，但坐吃山空，积蓄终有花完的一天，到时候一家人的生活没了着落。有些人想回国也回不去了，那边的工作辞了，房子也卖了，当时花了大价钱找移民公司作假，在亲戚朋友和同事们羡慕的眼光下，无限风光地出了国，现在混不下去了，怎么有脸面回去？回去了住哪儿？去哪儿上班？如今悔恨交加也无济于事，还是要面对现实，或是发奋图强，从新开始，或是打零工维持生计，得过且过。我们接触的人十分有限，但各有各的故事。
一家的男主人原是中南一个大城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穿制服，戴大壳帽，皮鞋油光锃亮，浑身上下除了背心裤衩是自己买的，其余都是公家发的。在办公室里办经商执照，正襟危坐，手里捏着商家的命门，生杀予夺，大笔一挥定乾坤，办照者无不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外出公干一行人英姿焕发，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姑娘们趋之若鹜；进入个体商家更是耀武扬威，主人唯唯诺诺，小心伺候，不敢有一丝怠慢。这些只是表面风光，暗地里商家送钱送礼应接不暇，拿钱拿到手软。如今来到加拿大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到处打零工挣小钱，还要低三下四地看雇主的脸色，跟在国内的情景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他说，十分向往过去的生活，晚上做梦还梦到自己训斥个体商家呢。
有些人是真正的技术人员，移民时没有作假，凭着自己的学历和专业经历来到加拿大。由于各种原因，还是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除了英语能力外，加拿大许多公司雇人要求应聘者具备加拿大经验。这个有点儿强人所难了，中国人初来乍到，哪儿来的加拿大经验？因此，具备专业资质的华人找工作也很难，不得不改行，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实在找不到的，或是打零工，或是自己创业。二千年前夕，计算机产业蓬勃发展，用人公司多如牛毛，不知为什么有一位计算机技术人员找不到工作。他只好自谋职业，盘了一个杂货铺经营。计算机专业人员到底会算计，在盘店之前，为了估计客户量和营业额，每天躲在店外数顾客流量；精打细算后，取出从国内带来的积蓄，一举拿下一个杂货店。听说他经营得很好，后来又盘了几个店，成为华人自谋职业的佼佼者。
计算机专业人员尚且找不到工作，文科人更是寸步难行，他们移民加拿大的材料多数是移民公司造的假。很多人从头开始，去社区学院自费学习计算机专业。在一些不太正规的社区学院里，学习一个学期或一年即可结业，拿到一个加拿大各界承认的毕业证书。有了这个毕业证书和实习的加拿大经验，可以做为新人找到计算机工作。相比之下，这些人比那些正牌、又有经验的计算机人员幸运。后者有点儿高不成、低不就，没有加拿大经验或学历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放下身段，和那些对计算机一无所知的新人一起学习基础技能。二千年信息产业的盛宴一散，这些半路出家的计算机从业人员大批失业，不得不重新找工作，但总算有了加拿大经验。
当然，具有永久居民身份和加拿大学位的国人可以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在工资方面也能得到加拿大雇主的公平对待，不像早期没有身份的落难人，没有资格或者不知道和雇主谈工资待遇。这些人在职场上专业能力普遍比加拿大当地人强，但由于英语先天不足，以及文化背景和社会人脉等诸多因素，大多只能做技术工作，进入管理层的人犹如凤毛麟角。
有些华人办餐馆、旅行社、卖保险和理财等。我们见证了他们初期创业的艰难和后期的发展壮大。有一位理财人士，每年报税前风风火火地行走于华人家庭之间，兜售延税的养老理财产品。他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因为赶场子没空吃饭，肚子里饥肠辘辘。有一年到我家，办完正事儿正好是中午时间，匆匆忙忙地要赶下家。因为是熟人，我太太说家里还有些现成的鸡翅，让他吃点儿再走。他也没客气一下，拿起鸡翅就狼吞虎咽地吃，好像多少天没吃到东西似的，那个吃相和油渍渍的双手跟他那一身笔挺的西装太不匹配了。无论多么熟悉的客户，见面都是一口一个先生，一口一个太太，显得十分专业，公私分明；即便刚吃完鸡翅也不改口，仍然先生太太地叫。这位理财先生很成功，无论客户的投资是否获利，他总是赢家，卖出一笔就是一笔收入，听说后来在多伦多富人区买了豪宅。
一位女士开了一家旅行社，开始时只有她自己和一个名号。我们曾在她那里买过几次飞机票，也算是熟人了。多年后到多伦多出差，看见她在中国城有一个巨大的招牌，后来在其它中国店扎堆儿的购物中心也看到了她的招牌。看来她的业务发展得相当不错，一定是富甲一方了。
有一对卖保险的男女，两人和各自的前任离婚后相遇，一拍即合搭伙过日子，一起卖保险。男的比女的大十来岁，文质彬彬，学理论物理出身；女的梳运动头，说话干脆利落，看上去能力很强。她在两人之间的关系上特别强势，不断粗暴地打断男人的讲话，有时还大声训斥，一点儿情面都不留。由于他俩都没有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我们谈论起一些华人来此找工作的不幸遭遇。男人说了一些自我解嘲的话，其中带出一个英语单词，意思是自尊心。我在语言学院学过一篇关于这个词的课文，此后再也没听人说过这个词。他能那么自然流畅地说出这个词，英文水平一定很高。看上去两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可惜运气不佳，只能走门窜户卖保险。不知道他们后来如何，我对他俩的关系不乐观，男人再温文尔雅，再有修养，再能忍耐，长此以往总会有一天忍无可忍，弃她而去。
有一年，一群华人异军突起，通过传销大肆兜售保健品。在大庭广众中声称产品纯天然，没有任何化学成分，并罗列了可以治疗的疾病，几乎包治百病。这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没有化学成分的东西，不知道这些人是无知，还是愚弄听众。当被问到产品如何在体内起作用时，回答是在体内发生生物变化。这又让人开眼了，听说过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听说过生物演化和生物进化，没听说过生物变化。保健品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即便有效也很难检测出来，全凭服用者自己的感觉，只要吃不坏人就是好产品。一些信奉养生和病急乱投医的人最容易相信推销者的花言巧语，因此，这个领域是骗子最容易生存的行业。
多伦多有一条艺术街，街边有许多为游人画像的华人艺术家，画一张头像最少二十加元。这些艺术家画风各有千秋，有的草草几笔，人物特征跃然纸上，令游客叹为观止；有的精绘细描五官之一，其余落落几笔带过，最后点睛之笔惊艳众人；有的妙笔生花，在人脸整体上添枝加叶，烘托渲染，大胆夸张局部典型特征，一笔传神，游人不禁击掌叫绝；有的画家偏爱写实，细节刻画入木三分，惟妙惟肖，画中人呼之欲出，令人赞叹不已。绘画是很高雅的艺术，这些丹青妙手本应在艺术殿堂上泼墨挥毫，下笔风雷，出国后却只能在街头画像。画家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上可登大雅之堂，下可沦落街头，无论上下，都是人人景仰的艺术家。相形之下，理工学人无街头可以沦落，在自己的领域内重如泰山，出了自己的领域轻如鸿毛。
还有另一类华人，越南船民。他们历尽千难万险飘洋过海来到加拿大，做为难民，福利多多。我们遇到一位男士，在肉类加工厂工作，四个孩子，老婆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老婆和每个孩子每月都能拿到政府的福利补贴，此外还有免费的住房。政府规定孩子到一定年龄应有自己的单人睡房，所以他家的房子随孩子长大不断增大。我们家两人上班，每天风里来雪里去疲于奔命，辛辛苦苦挣的钱，交完税后净收入还不如他家，住的房子也比他家小很多。
在大白楼认识一位女士，曾经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谈到宗教话题，唇枪舌剑，非要和信教的朋友辨个对错分明、你输我赢不可。后来，她因为离婚情绪低落，生活艰难，教会雪中送炭，教友问寒问暖，真心实意地帮助她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她对教会给与的帮助感激涕零，对宗教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后皈依上帝，成为一名光荣的教徒。她诚心邀请我们参加洗礼仪式，洗礼后她做了即兴演讲，那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和精神上的满足感溢于言表。看她浴火重生，那么幸福、那么满足，真想找个什么教信一信，升华到飘飘欲仙的精神世界。由于哲学和科学先入为主，在头脑中根深蒂固，我总是在宗教和哲学以及宗教和科学的关系上纠结，前二者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关系，说得过去，但后二者似乎水火不相容。我认可信仰的力量和宗教的社会实践，只是自己没有大彻大悟，灵魂不能脱俗而出。
弗雷泽在多伦多北边有一个农场，位于和休伦湖相连的乔治亚湾南边。说是农场，其实是一栋大房子、谷仓、一大片土地和树林，距离邻居的房屋很远，是一个世外桃源。夏天，他和夫人艾玛到农场度周末，请我去了几次，并在周边游玩。一条小河从一个水塘流出，潺潺流水穿过农场。河边或是空地，满目河边青青草，优美恬静；或是茂密的灌木林，郁郁葱葱，错落有致。河里到处是水獭用树枝修筑的水坝，弗雷泽说水獭为了冬天生存，必须垒起水坝，使水有足够的深度不结冰，从水利工程的角度看，水獭建筑水坝的位置全是最佳建坝地点。
红色的房子前面有一大片草坪，绿草茵茵，修剪得整整齐齐，远处芳草萋萋，显得有些零乱，不禁感叹，绿茵人人爱，野草无人怜。我最喜欢大片草坪，给人一种安详恬静的感觉，养眼养心，正是“芳草留人意自闲”。旁边的谷仓里有一台割草机，我曾经开出去修剪草坪。割草机在草地上刻画出崭新的痕迹，清新的草香顿时充满了空气，在草地上往返穿梭，旧草换新颜，眼睛看着青翠欲滴的新草面积不断扩大，鼻子闻着浓浓的芳香，心情愉悦到极点。我建议弗雷泽扩大草坪，将河边一块地上的碎石耙到旁边，撒些草籽很快即可长出一片芳草。后来，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俩用耙子开出一块地，准备第二年春天撒草籽。
河边有一条小船，已经成了蛇窝。有一次去划船，我一马当先走在前面，看到里面有好几条蛇，不由大叫了一声，弗雷泽仿佛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在后面大喊：“别害怕，北美洲没有任何有毒的动物。”从那以后，我一直以为北美没有毒蛇，后来了解到北美有不少毒蛇。他有一支小口径步枪，我俩从二楼的窗户射击打土拨鼠。土拨鼠出没无常，必须静静地在瞄准镜中观察，在它静止不动的那一刻，当机立断扣动扳机，不然的话战机转瞬即逝。
他们到农场后，弗雷泽做一些维护前后院和树林的体力活，艾玛种了一个菜园子，戴个草帽整天蹲在菜地里忙乎。我向他们推荐中国的豆浆，有一次买了一大瓶带到农场。那时刚买车不久，还没有保温箱。一路上天气炎热，车里更是像蒸笼一样，一个半小时开到那里，豆浆已经成了豆腐脑，只好倒入艾玛的菜地里当肥料。从早到晚，两人各干各的活儿，只有晚饭后坐在屋里喝咖啡时才放松下来，算得上享受生活。周日下午还要赶回城里，准备下周的工作，临走前屋里屋外，以及带回城里的东西一通收拾。这就是富裕人家的生活状态，穷人可能整天坐在沙发上喝啤酒，看电视转播球赛，按月拿补助钱。
在农场期间，弗雷泽跟我说起加拿大过去的事情，我发现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一样。加拿大还不富裕时，朋友们去餐馆吃饭，尽管大家心里不愿意为他人付钱，却都抢着付账。为了撑面子，吃剩的食物留在桌子上扬长而去。后来饭馆提供打包的口袋，称为“狗袋”，意思是剩饭打包回家喂狗，这个名称给足了打包者面子。弗雷泽做出印度人抓饭吃的动作，绘声绘色地说：“其实人们回家后都是自己吃。”后来人们富裕了，逐渐形成了各付各帐和剩饭打包的习惯。我们谈到中国的计划生育，他说：“三十年后中国男人将很难买到媳妇。”他特意用“买”这个词，我心话，原来西方也有买卖婚姻。人类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各地各种族的人在相同经济条件下，有许多共性。
弗雷泽还跟我谈讲起他的父亲。他父亲是一位飞行员，二战期间在空军服役，执行运送战争物资和兵员一类的任务。战争结束后另谋他业，但仍然热爱飞行，家里有一架小飞机。有一次，他心血来潮，驾机超低空呼啸掠过居民区，飞行高度远低于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的高度，被吊销了飞行执照。看来老爷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八十九岁那年去世，我做为弗雷泽的朋友参加了葬礼。葬礼在一个教堂里举行，除了庄严肃穆外，还有欢歌笑语，亲朋好友上台回顾老爷子一生的趣事，听众笑声频频。牧师的演讲也令人印象深刻，领教了宗教抚慰人心的强大张力。
家人来后，全家去了一次农场。路上绿色的原野一望无际，漂亮别致的农舍，红瓦白房，高大的谷仓，我们尽情领略沿途美到极致的乡村景色，身心完全沉醉在美妙无比的田园景色之中。到达农场后，儿子开拖拉机割草，和妈妈在池塘边钓鱼，看邻居那边跑过来的高头大马。那天，全家玩得很高兴。
多伦多北面有无数湖泊、河流和小溪，不计其数的度假屋沿着水边分布，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度假区。芭芭拉在那里有一个度假屋，每年夏天提供给朋友度假。第一年，她以优惠价格给我们一周时间，将住别墅度假带进了我们的生活。太太十分高兴，叫上大白楼的几家朋友一同去玩，四辆车老老少少十二个人兴致勃勃地扑向芭芭拉的度假屋。到达后不久，芭芭拉的一位的朋友过来关照一下，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和需要。那天有些阴天，大家没有下水玩船或游泳，他们在度假屋住了一夜，次日返回市区，留下一个三人世界给我们。
一家三人玩了一周，每天开汽艇在湖上巡游，湖水清澈，天气炎热，看着就忍不住下水游泳。有时划舢板或坐在凉台上晒太阳。水里有许多大乌龟，在栈桥边游来游去，我们用网子捞上来一只。太太发现乌龟四肢根部柔软之处有许多类似蚂蝗的寄生虫，和儿子一起帮它清理干净，玩了一会儿将它放回水里，看着它高高兴兴地游走了。当时穿游泳裤尽情地晒太阳，粗皮糙肉没有用任何防晒霜，回来后才发现北美的太阳紫外线丰富，在身上留下的痕迹许多年不褪色。
回来后太太上班，芭芭拉给她一个言辞犀利的备忘录，直截了当地指出不应该带那么多人去她的度假屋，说度假屋没有下水道，下水进入地下废水池，承受不了那么多人用水。她和芭芭拉两头见不到面，一切事宜全靠书面沟通，不得不煞费苦心、字斟句酌地回了一个字条，诚心实意道歉，并说明那些朋友只住一夜，第二天便离开了。两人有啥说啥，谁都不藏着掖着，倒是对了脾气，很快成了很好的朋友。从此，每年一周的别墅度假成了我们生活的惯例。
拿到移民签证后，父母可以前来探亲。我不能让他们来了住公寓，更希望他们看见我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于是，立即着手买房，周末到一些社区踏勘看房，一个开发商计划在大白楼南面盖联排屋，已经开始打地基。这个地方位置比较好，距离大白楼一个大街区，环境熟悉。看了房子的平面图后，决定买一套三睡房的单元，算地下室共三层，车库只能容纳一辆车，车库外面可以停一辆车。为方便起见，我们对图纸做了改动，将主卧室的衣帽间改成整套洗手间。这样，一套小房子有二个半洗手间。挑选了室内装饰材料和颜色后，交定金签合同。那时房价还很低，这一套才十三万五。不过对我们来说也是天价了，需要贷款九万。接着，了解买房贷款的程序，挑选借贷公司。当时对借钱很不习惯，总觉得身上背着一个大包袱。
周末跑家具店看家具，新房子必须配新家具，咱不能买得起马配不起鞍不是？有一次，家具店的营业员是一位印度女士，说印度英语，十分难懂。我问她是不是要买回家自己组装，她以加拿大本地人自居说道：“当然要自己组装，这是加拿大人的生活方式。”这句英语说得倒是口音纯正，像加拿大土生土长的人！我心话道：装什么装？ 都是新移民。经过千挑万选，终于在搬家前预订好卧室和客厅的全套家具。
即将搬进自己的新房子，看到了美好生活的曙光，全家人在喜悦中准备着、期待着。有时忍不住到建房工地视察一下，看看自家的房子如何一点一点拔地而起，从无到有。这里位于街角，过去是一大片空地，东边正在盖一大片独户住房，西边是街道，街道那边也在兴建住宅区。街角处正在新建一个加油站，还散发着汽油味儿呢。
九五年五月过户，新家具逐渐到位，每天下班后到新房子里布置家具，安装窗帘。搬家那天，我扔掉了所有捡来的旧家具，只留下饭桌和四把椅子，那是从一户人家买来的，几乎全新。搬进了新家，彻底告别了捡家具住公寓的时代。用海老师那位学生的话说，走向最后的胜利，但离最后的胜利还有一大步，还完那九万元贷款才算最后的胜利。这里地处两个学区的边缘，儿子可以上另一个据说是更好的学校，但他还是愿意留在原来的学校。
主卧室朝南，窗外是后院，两个小卧室朝北，下面是小区车道，对面还有一排房子。那边住着一位车迷，他的汽车停在车库外面，只要他人在家，要么擦车，要么看车。任何时候从北边卧室窗户向下看，一定会看到他站在那里端详着自己的爱车，只要车在，人必在。这辈子从来没见过有谁这样如醉如痴地迷恋一样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我只关注他如何端详自己的车，他的身影至今还在我的脑海中，却没有认真看一眼他的车，是什么车? 什么样子？一点印象也没有。我这个在汽车厂长大的人，对汽车一窍不通，只要看着顺眼，不半路抛锚，没有其它要求。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知道他天天在那看，看的是什么门道。
隔壁是一对夫妻，男士看上去像本地人，女士像外来的。他家请朋友聚会庆祝乔迁之喜，给我们写了一个字条，意思是聚会时噪声可能大一些，请多多包涵，这个意思是过后才想明白的。当时刚搬家不久，琐事很多，匆匆忙忙地读字条，手写字迹潦草，一些字还要猜，没有领会到他是什么意思，你办聚会就办呗，告诉我们干什么？莫非请我们参加，邻居互相认识一下？家里一大堆事情，况且我们也不熟悉，哪儿有时间参加你的聚会！
于是，我回了一个字条，首先表示感谢，但是，家务繁忙不能出席贵府聚会，不胜遗憾！隔壁住着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字条送出去后，突然明白了人家的意思，可是覆水难收，闹了一个大笑话。不知道他看到后作何感想，也许会成为他们聚会的一个笑料。这还算好，如果全家人穿戴整齐，届时登门参加聚会，那可真成了天大的笑话，没准儿会流传百世，成为加拿大尽人皆知的经典笑料。看来还真的要向家具店那位印度女士好好学习一下加拿大人的生活方式。
岳父的一位老同事在女儿家探亲，他女儿家住在附近的一栋独户小楼里。我们搬进新房后，他到家里来做客，在房子里上上下下转了一圈，说：“行了，张老家的房子也就这样。”张老是他和岳父的老首长张鼎丞。显然，他觉得房子比他女儿家小很多，但与共和国开国元老相比已经不错了。
住进自己的房子后，我开始准备父母来探亲的材料，盼望着他们能早点来。心里既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他们来能住进新房子，不安的是父母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自己倒先住进来了。我常常反躬自问，你何德何能住进了这么好的房子？爸妈在战争年代为民族解放而出生入死地奋斗，和平时期勤勤恳恳地工作，一辈子也没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我在这个社会里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如果当初中国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现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也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那段时间，我一想起抗战歌曲《松花江上》的旋律和歌词，特别是那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就忍不住泪流满面。
九六年年初，父母来到多伦多。在机场看到他们第一眼时，觉得妈妈有些老了，爸爸的变化不大。他们从机场里出来那一瞬间的身影，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和他们已经分别了三年零八个月，是一生中和父母分别最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来时正值严冬，不是好玩的季节。春末时节，全家去参观一个船闸，大型货船通过船闸从伊利湖进入安大略湖，再通过圣罗伦斯河出大西洋。天气变缓后，全家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植物园和水电站花钟。还去了水上游乐园，观看鲸鱼和海豚等动物表演。后来，我和爸爸又去了一次大瀑布，坐电梯下到瀑布后面，从底下观看瀑布。在多伦多游览了电视塔和中心岛。登上电视塔居高临下，俯视多伦多全景，市中心的高楼大厦皆在脚下。有一处玻璃地板，透过地板可以看到下面。许多人上去走一走，坐一坐。妈妈也上去走了一圈，爸爸看着大家在玻璃地板上行走，一个劲儿地笑，始终没有上去试一试。
毛主席的一篇文章让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怀有白求恩情结。全家专程去多伦多以北一百六十多公里的格雷文赫斯特镇，那里是白求恩的故居。中加建交后，加拿大联邦政府出资购买了白求恩出生的房子，加以修缮恢复原貌，建成了白求恩故居博物馆，并列为国家级历史名胜。故居旁边的一栋房子是白求恩纪念馆，展出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物品和文件。参观时我负责照相录像，儿子充当翻译。我爸懂一些英语，说孙子的翻译不完全。在加拿大朋友家做客时，他也能和主人说几句简单的英语。
夏初之际，全家去渥太华看郁金香节，参观国会和文明博物馆。我们带着午饭，开车五、六个小时进入渥太华市区。五月中旬的渥太华，大片大片各种颜色的郁金香将整个城市装点成一幅美丽的图画，鲜花将大地切割成五颜六色图案，其规模之大令人震撼。黄色明艳动人，辉煌鲜亮，充满希望和活力；红色热情似火，浪漫奔放，富有感染力；粉色清雅温馨，甜美温柔和纯真，令人想入非非；紫色神秘莫测，典雅端庄，使人肃然起敬；橙色活泼灵俐，动感十足，令人赏心悦目。这种花优雅高贵，娇美而不艳媚，虽然一花独放，亭亭玉立，但连成片即构成花的海洋。爸妈在花卉的海洋里笑得前仰后合，玩得最开心。
父母回国前，全家去乡村度假屋住一周，让父母享受一次加拿大人的别墅生活。这次是保罗的度假屋，过去没有来过这里。房子在湖心岛上，要乘他家停泊在湖里的汽艇过去。我们是当年入夏后的第一拨客人，汽艇一冬天没用，费了好大劲儿才打着发动机。房子里有些潮湿阴冷，直到第二天才想起来烧火炉。每天开汽艇到湖里游玩和钓鱼，在湖边栈桥上晒太阳，舒舒服服地度过一周假期。从度假屋回来后不久，父母按期回国了，他们在加拿大整整呆了六个月。
九七年初夏，加拿大的好季节迎面扑来，岳父岳母前来探亲。他们来了没几天便将做饭的任务揽了过去，每天为我们做饭；让老人家伺候，多少有些不自在，想帮忙也很难插上手。一切游玩活动按照去年的安排进行，由于季节好，玩得也好，见到的景色和活动也比去年好得多，多得多。我们多了一年加拿大的生活经验和经济积累，导游也当得好，想得更周到。他们处处服从我们的安排，在这方面心情舒畅。
夏天去芭芭拉的度假屋一周，我们差不多年年来这里，汽车直接开到房子后面，湖水平静温和，下船出游和游泳都十分方便。两位老人在这里玩得十分开心，汽艇出游兜风，划舢板荡漾湖心。每天晚上浣熊妈妈带着五、六只小浣熊前来觅食，大大地为我们增添了乐趣。岳父兴致勃勃地拿起几十年未曾动过的画笔，完成了两幅水彩画作品，至今还挂在家里的墙上。
岳父的发小、七妹夫谢富恒也在多伦多照顾姐姐，我们一起去多伦多西区的一个公寓里拜访他们。正方形的公寓大楼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一位工作人员引导我们上电梯，电梯直通住户，出了电梯便是住户的门厅。谢富恒在门厅前迎接我们，走过门厅进入客厅。此刻我眼前一亮，好一个高堂广厦，宽大无比，顿时意识到整个一层楼是一户人家。他姐姐体弱多病，也坐着轮椅来和我们见面，寒暄几句后回房休息。谢富恒早年赴美留学专攻化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两位多年不见的富家公子已经垂垂老矣，久别重逢也显得淡定从容，没有激起当年的风发意气。
太太的七姑从小和谢富恒交好，后来由于战乱断了联系。直到近五十年后在美国偶遇，两人重续前缘，走进婚姻的殿堂。他们跨越五十年缠绵曲折的爱情在美国传为佳话，七姑病逝后，中英文媒体报导了他们相爱的故事。我以他们的故事为题材，于二零一二年写了一首七言古体叙事长诗《杨柳依依》，以古诗的形式再现二人的爱情传奇。
入秋时，旅游计划只剩下渥太华没有完成了，岳父很愿意去，岳母和太太都不想去，我只好一人开车带岳父去游渥太华。倒也轻车熟路，一切日程安排和住宿都和前一年相同。这次没有看到郁金香，但看到了国会前盛大的卫兵换岗仪式。军乐队演奏进行曲前导，大鼓小鼓节奏分明、气势雄壮，风笛声悠扬悲壮、声音嘹亮，象征着军魂和英雄气概。卫兵的红色军服在绿色草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白色腰带，红条镶边的黑色军裤，头戴黑色高筒皮帽，制服上佩戴着徽章、肩章、领章和金色的衣扣，威风帅气。军容整齐划一，队伍进退有序，一招一式动作熟练，训练有素，场面之壮观，气势之恢弘，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岳父公事繁忙，只住了四个月便急于回国。临行前，二位老人滔滔不绝地发表了长篇大论，畅谈来访加拿大的感想和对我们的期望。这次讲话有些本末倒置，曾为技术厂长的岳父主讲，曾任书记的岳母补充。我们像小学生一样端坐洗耳恭听，并录像留下了珍贵的家庭史料。
两家老人都曾访问过滑铁卢大学，宝慈一家接待，岳父还为那里的集邮爱好者签字留念；访问过的家庭还有芭芭拉家和太太的英文老师家。这位英文老师是同性恋，两家老人很开明，没有表示出任何抵触情绪。在芭芭拉家看到两个从中国领养的女孩，了解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一些父母抛弃亲生女儿，以及加拿大人无私的大爱。他们花很多钱领养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女儿培养，让她们学习中文，了解、保持中国文化传统，将来回中国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可想象，一些国人甚至嘲笑他们傻。中国当局将领养程序搞得十分复杂，道道手续都要交费，看似对孩子负责，但怎么都让人觉得是巧立名目收钱，变相贩卖孩子。有关当局不但不引以为耻，反而理直气壮地大谈孤儿院收养孩子的成本，岂不知收养孤儿本来就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
一九九七年护照过期，我到中国驻多伦多领馆申请延期护照。因为是因公护照，遭到领馆的拒绝，让我回国办理。我提出更换因私护照也不行，反正你必须回国办理。领馆的事情最难办，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更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只好默默退下，再作计较。为本国公民更换护照是领馆的责任和义务，而领馆的工作人员一向以钦差大臣自居，视来办事的国人为治下草民，态度十分傲慢，呼来喝去，百般刁难。
一位留学生在另一个窗口办理护照事宜，好像也是遇到了无理阻挠。他试图跟窗口里面的人讲道理，虽然理直，但气不壮，只能面带笑容，和颜悦色、拐弯抹角地诉说自己办的事情合理合法，领馆没有理由不办；他用共产世界的语言，把西方国家政府为民服务的理念阐述得十分透彻，没有一丁点儿指责和刺激性。我离开时他还在慢条斯理地说，不知道能否说动那位没有服务意识的馆员。
后来，我通过宝慈认识了二位领馆教育处的工作人员，看上去是同龄人。他俩十分爽快地答应帮我更换护照，感觉私下接触好得多，虽然领馆官员居高临下的姿态一丝尚存，但总算得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他俩住在领馆附近的一座独户房子里，不知道是领馆的资产还是租赁的。我和他们交往了几次，话说得很好，也十分客气，但总是没有结果。有人说要送钱才能使鬼推磨，要钱也不是不可以，明说啊！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成是代办手续费嘛，你不明说，谁敢给呀？当然，这种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是我生性愚钝，看不透这里面的猫腻儿，过去没行过贿，也不会行贿，来到加拿大更不能贸然行贿了。
有一天，我突然若有所悟，他俩一直虚与委蛇，从来就没打算帮我换护照。这好像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可能人家一直在帮我周旋调停，等待结果。无论如何，我已经对更换护照失去了信心，不再抱任何希望。没有护照不能出国旅行，这可如何是好？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可走，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加拿大国籍。
我一向标榜自己的性格特征跟加拿大的国家特征特别相符，大而不强，平和恬静、从容不迫、彬彬有礼、通情达理、与世无争；同时我认为中国当局的一些做法简直是给我脸上抹黑，也没法同那些轻薄无知、又张狂自大的乌合之众为伍。古往今来，有多少至圣先贤致力于拯救和教化那些愚昧偏执的群氓，可是滋生愚昧的土壤不变，群氓一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生长出来，以至于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我既然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那就只能远走高飞。这样看，加拿大还真是我的归宿。
放弃中国籍加入外籍，对许多国人来说是大逆不道，汉奸卖国贼。通常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外国人说热爱中国，人们会交口称赞，竖起大姆指说一声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如果一个中国人说热爱某个外国，将会被众人的吐沫星子淹死，崇洋媚外和里通外国的大帽子压死。实际上，我们经常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前一个如果，从来没见过后一个如果。我做出加入加拿大国籍的决定时，岳父岳母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我认为不反对就是默认，他们在加拿大住了一段时间，了解了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加拿大社会的状态，应该不会有异议。
弗雷泽知道我准备入籍加拿大后，在一次外出午餐时对我说：你可要想好了，也许二十年后中国会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而加拿大可能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我说：中国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无法解决，当局也没有勇气和意愿去面对和解决，即便繁荣也是表面现象；加拿大再不好也不会坏到哪儿去，因为民众普遍认同的国体、政体和宗教信仰已经确立，一些枝节问题动摇不了国本。如今二十年已经过去，中国果然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我查阅了入籍的要求和手续，提出申请，领取学习材料，准备入籍考试。有意思的是，加拿大从东到西那么广袤的土地，竟然是通过贸易路线串联起来而最终形成了一个联邦制国家。记得在国内学英语时正值加拿大海军成立七十五周年，外教利亚来自加拿大，在课堂上讲成立海军的故事；有同学惊奇加拿大海军的历史太短，中国一千多年前就有水军。从加拿大国家的历史看，海军的历史不算短。当时加拿大朝野正在讨论要不要购买英国海军的一艘二手军舰，我和一位同事聊到这个话题时说，买这艘军舰就是给海军买一个玩具，他完全赞同我的说法。为加拿大计，应该取消军队，从而减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入侵加拿大的只有美国和俄罗斯，一个从陆上一个从海上。如果其中一国入侵，加拿大有多少军队也打不赢，况且美国绝无可能入侵，也不会坐视他国入侵加拿大。
我和太太顺利通过入籍考试，全家参加了入籍仪式，签字、宣誓和唱国歌。岳父岳母看着我们高高兴兴地去，高高兴兴地回来，什么也没说，应该是理解我们的选择。国外的生活比较简单，适合我这个简单的人。说的俗一些，在国外生活就是两件事，挣钱和花钱。前者是努力工作，上班只考虑如何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政治干扰，没有国内的大扫除和义务劳动，出差时秘书给安排好行程住宿，不操工作以外的心；后者就是如何过好日子，吃喝玩乐，享受生活。
九七年秋天，我购买了一辆新车。本来认为买新车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明码标价，看中哪辆交款开回家就行了。始料不及的是，买车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卖家标出的价格远远高出实际价格。第一次去车行看车，一位推销员上来搭讪，我一边看车，一边听他唠叨。有一辆看上去很好，我顺口说了一声这个挺好，就是贵了些，他马上问我多少钱能买。那辆车标价二万三千，我本不想买那么贵的车，便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玩笑话：二万。他立刻说：那好！二万我卖给你。听他这么一说，二万我也不敢买了，这里面说不定还有多大的水分呢？
我这才明白买车是一个漫天要价和坐地还价的过程。来自计划经济国家的理工学者最不会讲价钱，根本不懂怎么讲才能讲到点子上，去买车还不得让那些经验丰富的推销员玩得团团转？在一个车行里，我同一位推销员谈了几个小时都没有结果。我在他给出的价格上减掉二千，他很爽快地说：“行！我去问问经理。”说完走进后面的办公室里。这一问就是二三十分钟，把你一个人晾了起来，出来后说经理不同意减二千，只同意二百。标价二万的车，减价二百还好意思说？我又给出一个价格，他再次痛快地答应，但还要问经理，再次晾了我二三十分钟。经过几回合我突然明白了，他根本没有问经理，这是他的策略，跟买家玩心理战。
还有一个车行，所有推销员胸前都戴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不拿佣金。他们见客户的第一个动作是展示胸牌说：我挣工资，不拿佣金。言外之意十分明显，我为买家服务，向着买家说话，车能不能卖出去，卖多卖少与我收入无关。可是，谁心里不明白？哪个推销员不希望自己的业绩更好呢？工资又怎能不和业绩挂钩呢？虽然买家明白这个道理，但脑子还是转不过卖家，特别是你有刚性需求的时候。所以，买车的最好时机是可买可不买时，有时间和那些推销员煎熬。可是，需求不紧急时，谁都不愿意和那些推销员打交道。
后来，我在一家车行经过艰苦卓绝的讨价还价，最终以低于标价大约一千元买了一辆雪弗莱新车。从那以后，我将买车视为畏途，不到万不得已不碰这一块。倒不是不能多花几个钱，问题是不公平，价格里水分太多，感觉自己受到了愚弄。还是一口实价好，省时省力省心，公平合理。如果这样，用不了那么多推销员，上岗的人也没了干劲儿，经济失去了活力。这个世界太复杂，顾此失彼，没有万全之策。
我总觉得卖车的利润比造车的还高，有些本末倒置。事实可能真的如此，劳动创造商品，商品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忽悠买家的推销员倒成了创造价值的人，出高价购买商品的买家也是创造价值的人。在农村时自学过一点经济学，头脑里残留的那点儿经济学概念，早已被数学物理公式的洪流冲得无影无踪了。资本主义经济活跃，各种商品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难以选择；社会主义经济死水一潭，各种商品奇缺，生活必须品供不应求，消费者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相比之下，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优越。
推销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从业者不但要经过严格的培训，还要具备死缠烂打、花言巧语和说大话的能力。我曾经和弗雷泽谈论过公司的推销员，我认为物探公司的推销员应该是物探或地质出身的人，推销那些事儿是常理，不难学习，而外人学物探就难了。弗雷泽说不，物探公司的推销员应该是推销员出身，来公司后我们教他物探。当时我特别吃惊，怎么会这样？后来逐渐明白了，物探出身的推销员知道什么活儿能干，什么活儿不能干，推销时十分谨慎，干不了的活儿不敢揽。专业推销员对物探一知半解，敢于大包大揽，什么活儿都敢接；因为不懂，吹牛时脸不红，心不跳，理直气壮。无论将来怎样，先将合同拿到手再说，技术问题由你们物探人员去解决。
那年圣诞节，全家开着新车去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尼乐园玩了一趟。中途在北卡罗兰娜住了一夜，没想到二年后我来到北卡罗兰娜州工作，一直到退休，并且在这里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