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登讲坛是在亚利桑那州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那是我第二次参加会议，在此之前有一个序曲。一九九四年在美国康州召开了关于三维电磁数学模拟的会议，弗雷泽让我去参加。这是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没有任何具体任务，只是去学习。我从多伦多飞到纽约，然后乘车到一个大石油勘探公司在康州的办公地点。在会议上遇到德国来的一位教授，十多年前王老师在他那里做访问学者，对这位教授的科学狂人性格有很多描述。我的一位师弟刚到他那里读研究生，提到王老师和这位师弟，他赞不绝口，自然增进了不少亲近感，觉得似曾相识。
还遇到一位瑞典来的教授，我的另一位师弟在他那里研究生毕业，他总共有三位中国大陆研究生，其中一位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司，这次也来参加会议。当他得知我从来没有在国外念过书，直接从中国出来工作，十分惊讶，直叹太不寻常了。当时学术界里的中国人都有国外博士学位，而我就是一个三无学者。一无完整学历，中学只上了一年，大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工农兵学员，还晚入学三个多月，研究生课程还算正规，总的学历充其量只能算个速成班；二无国内高级职称，当了十年讲师，也没能提上副教授；三无博士学位，虽然研究生课程和课题按博士标准设计执行，但国家实行学位制之初，不允许授博士学位。
会议中还有几位中国人，看上去都是久经会场，交际应酬得心应手，谈吐自如。像我这样初次与会的内向人，很难和他们说上话。十年后在北卡遇到一位杜克大学的华人教授，他说认识我，还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十分诧异，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我！交谈后才知道他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初没人为我们互相介绍，他竟然能记住我的名字，真是好记性！
第二次开会在亚利桑那州，我有一篇文章被列为在大会上宣读。弗雷泽问我能不能上台宣讲，并说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台讲话，有的人就是死也做不到，给我留下了不上台的余地。他对我语无伦次的英语口语没有信心，却对我的书面英语赞不绝口，说比大多数加拿大人强。第一次与他进行书面交流时，他十分惊讶，没想到这家伙英语说得结结巴巴，颠三倒四，书面语言却那么通畅流利，有条有理。人们学语言都是先说后写，而我上学时受毛时代的局限，忽略了口语，将语言当成文字来学习。上讲台对我是一个挑战，如同当年讲课一样。既然要在国外走学术道路，这一关必须过。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上台。他见我如此爽快地应承下来似乎有些意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光里透露出一丝喜悦的光芒。
我挑选出准备展示的公式和图件，按照逻辑顺序排列起来，组成大约三十张幻灯片，每张打上标题或小标题。一切看上去顺理成章，再将要说的话写出来，反复默读修改，力求简单顺口，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讲完。文字完成后，关上办公室门开口小声读讲话稿，由于是看图说话，又是自己写的稿，很快将讲话稿背了下来。开会前一周，弗雷泽到我办公室听我讲了一遍，他十分满意。那次没有准备如何答问，也没有考虑到万一有人提问听不懂怎么办，觉得只要能顺利讲完就是成功。
弗雷泽决定和我一同去开会，他要亲眼见证我过了这一关才放心。这是一个专题讨论会，美加两国来了不少教授和公司的研究人员，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当我站在讲台上时，瞬间找到了讲课的感觉，好像台下黑压压一大群人都是我的学生。我从容不迫地一张一张幻灯片地讲，没有一丝背讲话稿的痕迹，其实也不是背，看到幻灯片事先准备好的那些话自然就冒了出来；整个演讲都是标准的书面语言，表情严肃认真，没有一句啰嗦话，没有一个口头语。在最后说谢谢之前，我临场发挥，面不改色地说了一句幽默话。这句话出乎与会者意料之外，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会场寂静片刻，接着弗雷泽哈哈大笑起来，随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提问环节中，弗雷泽接过每个问题替我作答。我发言时，他一定很紧张，怕我出错。可算讲完了，他不愿看到我在答问时出错，功亏一篑，故代我作答。他哈哈大笑，可能不全是因为我的那句幽默话，而是包含紧张心情的突然缓解和庆幸我过了这一关的成分。
下了讲台后才有心思欣赏一下美国西部的风光，发育中的沙漠浩瀚无边，寸草不生，高大的仙人掌亭亭玉立，却浑身是刺难以接近。民居的庭院里没有草坪，只有石头和矮小的仙人掌相映成趣。我俩还专程探望了他的导师斯丹利 — 国际电磁勘探界的泰斗，此时他已经退休，居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十年前，我在物探所见过他，他极力劝我去他那里访学，到布朗大学后还接到他的访学邀请信。当年拂了他的好意，现在“沦落”到他学生的手下，真是山不转水转！
万事开头难，突破了第一次，自信心倍增。九八年到新奥尔良出席地球物理年会，我有一个发言，这次弗雷泽放心让我单飞了。这个发言在多伦多大学讲过一次，当时三人署名，其中一人是负责研究开发的格鲁戈，我名义上的老板，实际上我直属弗雷泽，格鲁戈从不过问我的工作。后来，弗雷泽说格鲁戈不愿参与这项工作，可以将他的名字从作者中去掉。会议前报上来三位作者，演讲时变成了两位。人事问题比较敏感，我讲完刚下台，几个熟人就过来问格鲁戈怎么了，大家以为他出了什么问题。
那次会议遇到很多国内来的学者，其中有好几个同学。前些年，大学教师出国开国际会议几乎不可能，这次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看来国内的学术环境变化很大。
九八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航空电磁研讨会，公司派出四人参加，弗雷泽、格鲁戈、我和一位软件人员斯蒂文。我和格鲁戈一起走，从多伦多飞到温哥华，再飞悉尼，中途在斐济停留一、二个小时。斐济的硬币图形反映出她的地理位置，既像美国的又像澳大利亚的。到达悉尼时正值下班时间，乘出租车从机场到悉尼北边的曼雷海滩，二十五公里路程走了一个半小时，收费按里程和时间计算。
我有一个大会发言，讲刚开发的一个新方法。已经上台发言好几次了，这次发言和回答问题都比较顺利。会议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地，会下交流讨论颇为频繁。在会议上遇到美国地调局的玛瑞娜，她讲佛罗里达州湿地国家公园的研究结果。
会议结束后，我们到公司在悉尼的分部访问了一周。事情不多，有时自己或跟同事到悉尼市中心游览。有一次，我和斯蒂文逛悉尼市中心，看见悉尼大铁桥和歌剧院之间的海湾里停泊着两艘巨大的游轮，他说坐一次三千多元。那时，游轮还没有进入我的生活，三千元坐一次船有些疯狂。斯蒂文设想了一下说，如果我的收入增加十倍，坐一次这个船就相当于三百多元。我俩齐声说，那太便宜了。没想到他的思维方式是设想自己的收入增加多少倍，没有直接设想船价降到十分一。弗雷泽带着我参观了一个袋鼠和考拉公园，可以和动物密切接触。
有一次在多伦多开会，弗雷泽上午九点第一个发言。早上我直接到他家，然后坐他的车一起去多伦多，正好赶上早高峰时刻，一路堵车。眼看他发言的时间到了，我们还在半路上呢，心急如火却无可奈何。赶到会场时，第三个发言的人已经讲完了。有趣的是，公司渥太华办公室的同事和我们几乎同时出发，他们坐公司的小飞机飞到多伦多中心岛机场落地，下飞机后乘车不到十分钟就到会场了。
弗雷泽治学严谨，学术上多有建树，待人接物彬彬有礼，面面俱到；在公司管理和生意方面精明干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业界有口皆碑，形象极佳。由于我和他频频出席会议和发表文章，他身上的光芒反射到我的身上，慢慢地自己身上也开始发光，成为业界一颗冉冉而升的新星。我写文章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最初无人注意到，文章多了自成体系，人们突然认识到这一点，称之为黄—弗雷泽式论文，我们的亲密合作在业界传为佳话。文章的背后是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果，这些成果提高了公司的科技水平、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其它公司通过人员流动纷纷效仿和应用这些成果，从而提高了整个业界的水平。
在拿到工作签证之前，我移花接木，将地面测量的一种算法推广到航空领域，并形成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这种算法简单快捷有效，迅速成为业界的主打产品，淘汰了先前用作者姓名命名的方法。时至今日，仍然一枝独秀，无其它算法可以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什么创举或多大的成果，只是一个知识面和科学鉴赏力的问题，要对学科的两个分支了如指掌。这么多年无人问津的方法，偏偏让我四两拨千斤，坐享其成，摘了王母娘娘的仙桃。当然，实际操作也不是易如反掌，要经过修改和反复试验。那段时间，我很不适应周末休息两天，在家无所事事，度日如年。于是，弗雷泽给我一个计算机显示器放在家里，在我的台式计算机外壳上安装一个把手，周末可以拎着计算机回家接着玩。
接着，我将自己开发的时间域数据反演算法移植到频率域，其计算速度之快，令弗雷泽瞠目结舌。他告诉我，公司曾请多伦多大学的一位教授开发这种方法，教授在理论上一套一套的，说得头头是道，但很长时间也算不出结果。我测试了那个程序，一个数据点十几分钟也算不出来，不用说生产上不能用，做理论研究都没法用。我开发的程序执行起来一秒钟完成一个数据点，弗雷泽看着屏幕上的计算结果像爆苞米花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蹦，兴奋不已。这个算法至今仍是解释航空数据的终极武器，更复杂的方法尚不适用于航空数据。
航空电磁数据处理有一个十分繁琐，费时费事，笨拙的人机交互，令人沮丧的步骤；往往辛苦工作一周，到头来前功尽弃，回到原点，使人恨不得砸碎了计算机。这个步骤理论上很简单，一句话便可说明白，三、四句话就可以讲清楚怎么干，但看似容易做起来却沟沟坎坎，寸步难行，还要不断地走回头路。简单地说，这个步骤是找到每个数据的零点，称为“调平”。没有人愿意做这项工作，公司里只有三位数据处理员能做这项工作。
有一位刚毕业不久的硕士生，公司欲培养他向这方面发展，他干了二周就坚持不住了，为了躲避这个活计辞掉了工作。我决定开发计算机算法解决这个问题。弗雷泽说：“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就是英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开发出一个算法，非常快捷实用，效果显著，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只能说解决了一半的问题。按照弗雷泽的说法，我成为百分之五十的英雄。我写了一篇论文，和弗雷泽联名发表，其它公司，或根据文章模仿开发，或通过某种方法获得执行程序，相继使用上这种算法处理数据。
后来，我开发了二个新物理参数填图的算法。其中一个参数可以广泛应用，地质效果极佳，另一个有些超前，只在特殊环境下适用。除了超前的这个参数外，其它结果都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力，公司乃至业界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上了一个台阶。科学技术本来就是生产力，人所共知的事实从某些人口中说出来就成为理论和创新了。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开发的产品仍然是行业中最畅销、最受欢迎的；我研发的方法技术，仍然是最有效、最方便快捷的。这些工作使我名声在外，然而，极力为我扬名的却是美国地质调查局。
美国地调局有一个研究佛罗里达湿地国家公园的项目，用公司的电磁系统采集数据，试图通过电磁测量进一步了解湿地的现状和演变。在数据处理期间，地调局的首席科学家费特曼和一位地球物理学家玛瑞娜访问公司，了解仪器性能、数据处理过程和解释的算法。
费特曼是一位中年男士，辖下七十多位地学家。他在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上班，家在纽约州，顾了工作顾不上家，常年两边奔波。玛瑞娜大约四十岁，来自波兰，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丈夫是来自台湾的华人。她的英语十分流利，语速很快，再加上有些波兰口音，很难听得明白。偏偏和她的交流最多，许多具体技术问题不得不在一起讨论，有时真想问她一句，嫁给华人这么多年，会不会说点儿汉语？能不能用汉语交流？可是，别人听她讲话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看来还是自己的问题。
几个月后，费特曼给我发过来一个电子邮件，说正在研究开发一个算法，附件中有一些计算的曲线，请我帮助看看。看过这些曲线后，直觉高频曲线有些不对劲儿，遂给他回了一个邮件，说高频曲线可能有问题，并推测了问题所在。他回信道谢，这件事就过去了，我也逐渐淡忘了。几年后才知道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们很长时间，觉得哪儿不对，但始终找不出问题所在。接到我的回信后，他们沿着我指点的思路查找，很快发现并解决了问题。费特曼认为我为他们解决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美国地调局内部会议上大肆宣讲，强调我起的重要作用。地调局联系广泛，这件事不胫而走，使我在业界名声大振，人人皆知；只有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自己一不小心就名声远扬了。我移民美国时，费特曼为我写了一封既热情洋溢，又极富说服力的推荐信。
九九年春天，北京航测队在新疆有一项航空电磁测量任务，招聘外国公司。公司派出总经理克瑞斯和我去航测队争取这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埃岛公司也派出一位王牌推销员先行一步到访航测队。我于九八年末第一次回国探亲，刚回来不到二个月又登上回国的班机。克瑞斯和我住在同一个社区，他女儿和我儿子是同班同学，因此，我俩关于孩子的话题多于工作。
到达北京后，我们入住前些年为亚运会而建的五洲宾馆。第二天早晨我俩出去转一转，外面雾气沉沉，空气混浊，晨练的人调嗓子，突然“啊”的一声，响彻云霄，克瑞斯看得目瞪口呆。别说是他，连我也不习惯这一出，不是因为出国多年，以前也不习惯。上午到航测队谈项目，我首先做了一个讲座，介绍公司近期的科研成果和生产项目，展示一下兵强马壮。在谈正题时，接待我们的王老师吞吞吐吐，后来队里的同学告诉我埃岛公司的推销员刚来过。克瑞斯说此人最善于死缠烂打，咄咄逼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问题聚焦到直升机上，测区海拔高，需要大型直升机。王老师说天津一单位有大型直升机“驼羊”，我们决定去这家谈谈。
晚上在宾馆也不得消停，小姐打电话到房间里，用英文问要不要“按摩”服务。有同学告诉我按摩服务是幌子，接到这种电话，吓得我说了声“不”，立刻挂上电话。第二天，克瑞斯说他也接到这种电话，他以为是公司那边来信息了，说了声“好”，一分钟后，浓妆艳抹的小姐上门服务，他这才恍然大悟，客气地将小姐请出房间。英文里“信息”和“按摩”两个词的发音有些相似，看来小姐的英语还要多说多练。这种事在涉外宾馆里大行其道，当局也不制止，真是有损国格。
航测队和天津方面约好，并提供一辆汽车送我们。在天津，一位男士和一位女翻译接待了我们。这位男士可能是一个什么干部，讲起话来口若悬河，言之无物，全是中国官场上的套话空话，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翻译，幸亏他有一位翻译。克瑞斯听得莫名其妙，一脸茫然，时不时转头看我一眼，我也不知所云，只能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谈了二个小时，没谈出什么具体结果，最后我们一起去机场看看他们的直升机。回程路上，我临时起意，提出到廊坊物探所看看，并向克瑞斯介绍了物探所。
到达物探所时已经下班，好在办公楼和家属宿舍都在一个院里，我到一位熟人家里说明来意。我们突然到访并没有令主人措手不及，他立刻下楼到餐厅订了一桌酒席，并派人通知有关人员到场作陪。招待之热情，行动之快捷，安排之妥当，令克瑞斯大开眼界，回去后在报告中大书特书这一段经历。我和物探所的同行多年不见，酒桌上交谈甚欢，克瑞斯也不甘寂寞，频频提议祝酒干杯。当晚回到宾馆已经十点多钟了，进屋洗漱完毕，刚要上床就寝，“按摩”小姐就来电话了，时间算计得这么准确，看来我们被盯上了。
在北京期间，我和克瑞斯游览了故宫、长城和天坛。这些名胜古迹对他是如雷贯耳，但百闻不如一见。长城给他的震撼最大，惊叹其气势磅礴，工程巨大宏伟，堪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到了天坛，他说有飘飘上天的感觉，无独有偶，我第一次到天坛也是这个感觉。我开玩笑说这个天上可没有上帝，过去是玉皇大帝，现在是马克思。他也幽默一下，说理解万岁。我心里话，这才几天啊，学得倒挺快！
直到离开北京时，也没有和航测队谈出一个明确的结果。最后，埃岛得到了这个项目，听说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飞行进行得很不顺利。此时埃岛公司困难重重，负面新闻不断。近几年在秘鲁的丛林中坠毁两架飞机，至今找不到飞机残骸和失踪人员；数据质量问题多多，常用大窗口低频滤波抹去问题，客户投诉接二连三。没几个月就宣布破产，被我公司收购。弗雷泽同埃岛斗了二十多年，在退休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克瑞斯回加拿大后，我到石家庄看望二姨一家，顺便到核工业部的航测队访问，为他们做了一个讲座，然后回长春住了几天。在返程的飞机上，遇到一位汉语说得特别好的加拿大老头，二个月前回国探亲也在飞机遇到他，还在电视新闻节目里见过他的身影。看来他经常往返于中加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