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九九九年时，一切尘埃落定，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了。工作上，我已经完成了现阶段在这个领域内能实现的所有方法技术，并开发了将来测量新参数的解释方法。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再有实质性的新进展。我又一次陷入迷茫和困惑的深渊，一想到今后施展的空间有限便心灰意冷，郁郁寡欢。于是，我决定偏移一下学科方向，进军一个新领域，再创辉煌。另外，西方与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自由，我为何不享受一下这个自由呢？
美国的迪法公司从事电磁法研究工作，重点在环境和工程探测，有许多军方研究项目，同时也做一些航空电磁方面的工作，是美国唯一适合我的公司；公司老板是从南朝鲜来的元先生，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经在北卡州立大学当教授。我发出一封信投石问路，很快收到元先生的回信，邀请我带着家属到公司面试，并要求给他们做一个学术讲座。四月下旬的一个周四，我和太太飞到北卡的罗利。接机的人先将我们送到公司附近的旅馆，我换上拎着过来的行头，到公司面试。
当天上午元先生陪着我参观公司。这里有三个办公场所，老板和研发部门的办公地点是一座二层小楼，小楼后门通向一个加工车间。出了加工车间，后院下坡是一大块试验场，地下埋藏一些金属物体用来测试仪器和方法；试验场两边各有一座宽大的平房，面积比主办公楼大好几倍，是野外测量部门的办公室和仪器设备仓库。大家称上坡的办公室为“楼上”，下坡的两个办公室为“楼下”。楼下办公室里人来人往，一派繁荣景象。中午，元先生、研究部负责人鼎博士和我俩一起到外面用餐。下午我给大家讲座，内容是航空电磁三参数填图，其中电阻率是常规参数，磁化率和介电常数是我的新贡献。公司里浓厚的学术气氛很适合我。
周五上午我在公司里转了转，并和元先生约定，回去后什么时候能来就职通知他，他给我寄雇用信件。我说那边的工作需要时间交代一下，可能会耽搁一段时间。他希望我尽快过来，说男女朋友说掰就掰，何况雇员和公司呢？我觉得他这一点有些不仗义，做人要信守承诺、有始有终。接触了一天，其为人处世的风格和个性略见一斑。我在心里比较了一下二位老板，如果说弗雷泽是典型的西方绅士，那么元先生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野孩子。下午，公司会计叫来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向我们介绍当地住房买房的情况，开车带着我们到各处看看房子。
当晚，我俩到元先生家吃晚饭。元夫人苏珍是一位金发女士，为我们准备了东西合璧的饭菜，她亲手制作的朝鲜辣白菜地道可口，很难相信出自一位西人之手。家里的东方韵味浓厚，精致的东方工艺品和奇技淫巧的西方摆件随处可见，相得益彰；墙上挂着中国国画，画中人物和汉字令人倍感亲切。饭后坐在一起聊天，元先生竹筒倒豆子，对自己的身世言无不尽。
他一九四三年生于南朝鲜，祖上是蒙古将军，率军攻克朝鲜后留在了那里。到了他这一代人，家族的蒙古血统经过七百多年的稀释，所剩无几，恐怕只有一个姓氏还闪耀着昔日征服者威武尊贵的光芒。受体内残留的蒙古血统和征服者的荣耀驱使，元先生对成吉思汗情有独钟，期待有朝一日去寻找成吉思汗墓。因为英语流利，他服兵役时给美军当翻译，使得他的英语更上一层楼；大学毕业后，获得了每年四千美元的资助到美国留学，在家乡轰动一时。六十年代末，南朝鲜还不富裕，四千美金几近天文数字。
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他选择了工资较低的北卡州立大学就业，原因是这里还没有地球物理这个学科，来此可以做北卡州立大学地球物理学的开山鼻祖。地球物理方法主要用于寻找矿产、石油和天然气，在北卡这个地方做地球物理，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也不占，他只有另辟蹊径。当时地球物理方法用于环境和工程探测刚刚兴起，各方势力暗潮涌动，争夺这个领域的制高点。元先生洞若观火，看准了这个发展方向；一方面当教授讲课和写提案拿资助做研究，另一方面自己开公司，先做国防部的研究项目，后承接工程环境探测项目。公司做大了，他索性辞去教职，全心全力经营公司赚大钱，鼎盛时期有一百多雇员，下属分公司遍布世界各地。当年的小元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挣了大钱，家乡的亲戚朋友纷纷攀上他的关系移民美国，直接或间接通过他移民美国的南朝鲜人多达二百多。
周六，公司提供一辆车，让我们自己在周围游览一番。四月末的北卡春意盎然，绚丽多彩的杜鹃花在绿树荫荫下盛开，处处花团锦簇，春色满园。气候温暖宜人，街上人们短衣短裤，尽情地享受着和风丽日。我索性也换上短裤，提前过一把风清日暖的夏天。我们开车在四周转了一圈，这里处处树木茂盛，地形略有起伏，行驶中视野局限，但上下坡和转弯之处，前面不断出现意想不到的景色，给人带来惊喜。周日飞回多伦多，四月末的北方残冬未尽，飞机抵近多伦多时，从舷窗看到一望无际光秃秃的荒野，比起北卡的红情绿意黯然失色，下飞机走进栈廊顿感寒气袭人，身体不适。
周一发现排尿困难，我意识到生病了，次日去看家庭医生，血液检查结果显示达到前列腺癌的指标。医生认为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很大，预约专科医生做穿刺活检，约到二个多月后。我认为不是癌症，因为有明显的发病诱因。在北卡期间气温较高，但地温尚低，我肆无忌惮地短衣短裤外出潇洒一回，不知不觉遭到地下的凉气侵袭而做下病根；过了两天春暖花开的日子，忘乎所以，回来时没有意识到北方仍然春寒料峭，单衣单裤上了飞机，下飞机时顿觉透骨奇寒，内外夹攻导致病发。癌症通常是人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到来，不会突然袭击。当然，也可能癌细胞已在体内萌发，蠢蠢欲动伺机崛起，体外受凉给了它们机会，大闹一番折腾出症状。无论如何，要做最坏的准备。
这样，我无法回应元先生何时就职，只能等待做活检，真得了癌症就不能去美国了。在癌症的阴影下，我整理好七年来的工作结果，无论将来是去美国还是上天，都要有始有终，临走时跟公司逐项交代清楚；同时也做好最坏的准备，预期剩下的时间，考虑有生之年做些什么，以及身后的一些安排。思来想去，自己还是家庭的中流砥柱，第一要务还是上班挣钱，给老婆孩子多积累一些钱财上学度日，个人的梦想不得不束之高阁。
有道是病急乱投医，太太联系到多伦多的一个中医诊所，据说他们有一台探测人体经络的机器。在太太的“胁迫”下，我很不情愿地去做了一个检查。中医师推来一台仪器，将许多电极固定在我身体的各个部位，然后开动机器测量。我躺在床上心想，这不跟心电图一样，就是电法勘探吗？我专业中最基本的探测方法，只不过我探测的是地球，医学上探测人体。检查结束后，医师告诉我肾经不正常。我心里暗暗吃了一惊，泌尿系统应该属于肾经，这东西还真靠谱？转念一想，不对！准是太太在预约时跟他们讲了我的病情。此外，太太通过传销买到几瓶仙人掌汁，一百加元一瓶，号称可以治疗癌症。这是一种粘稠的透明汁液，甘甜如蜜，略带一丝奇异的清香，非常好喝。我想琼浆玉液也不过如此，但决不相信它能治疗癌症。
尽管我对中医持怀疑态度，但中医里的“药引子”一说还是有道理的。药物很难到达某些人体器官，必须用能到达这些器官的其它液体将药引进去，例如，黄酒。我的家庭医生说药物很难达到前列腺，因此治疗前列腺病的药物效果不佳。我发现酒很容易进入前列腺，只要一口酒下肚，立刻感觉那里不适。如果将西药溶在酒里让病人服下，不知道酒能不能将药物带入器官。当然，酒本身对器官有伤害，如果酒真能将药引到目标器官，那就要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在等待穿刺期间，有位晚我一年留校的同学到美国探亲，他太太在安大略湖对面的一个大学里做医学研究。宝慈一家和我们去美国看他，三家人一起游当地的名胜风景区。二十一年前，有两位阿姨先后将这位学医的女生介绍给我，当时我正雄心勃勃地献身学术研究，坚持不考虑婚姻问题，不去相亲。后来，我无意中知道她和这位同学成了对象。虽然是同事的太太，但在国内一直没见过面，这次却在美国见到了她，不禁感叹人生何处不相逢。我知道她，她应该不知道曾经有人将她介绍给我。
我太太跟她说我可能得了前列腺癌，她说：“可以手术摘掉，那东西没有用。”我认为那东西还是有点儿用，只是现代医学没有搞清楚。自从那东西出了问题后，每次喝完水，立刻尿急。按理说喝下去的水通过消化系统进入血液，由肾脏过滤出尿液进入膀胱。前列腺在膀胱的下游，出了毛病却影响到上游。这说明它与上游器官有着某种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看着她俩谈论我的病情，心想人生的偶然因素太多，一念之差即可将一个人变成同床共枕的生活伴侣，而与另一人了不相干。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男大当婚是必然的，但和谁结婚却是偶然的。
常言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两个月后，病症逐渐消退，我坚信自己不是癌症，可以不做穿刺，但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不妨通过活检确认一下吧。活检证明是炎症，强行穿刺取样损伤了刚刚痊愈的器官，病症又严重起来，穿刺对身体器官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原始病灶。虽然验血指标正常，但不适症状持续了二、三年才逐渐消失。
我决定离开加拿大，立即通知元先生八月初就职，并告知公司离职。弗雷泽有意挽留我，找我谈话。平时大家很随便，一谈起人事问题，他的表情凝重起来，脸色也变得通红通红的；当知道我离开的原因后，默不作声，不再提挽留之事。
公司从我这里尝到了甜头，以为中国学者都和我一样，决定再雇一位中国学者接替我的工作。他们找到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国人，学大气地球物理出身，几位公司头头和我一起面试他。面试后我和他聊了一会儿，他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个工作。这件事提醒了我，我的学术遗产和开创的职位留给谁？不能留给外人。当时，在德国的那位师弟刚刚博士毕业，另一位师弟说他正在找工作。于是，我将他推荐给公司，并保证他的工作一定会令公司满意，否则，我退回公司在他身上的一切花费，回来继续为公司效力。我的承偌惊呆了弗雷泽，他从来没见过谁如此担保一个人。我们通过电话面试了这位师弟，公司决定雇用他接替我的职位。一个多月后，他全家来到加拿大开始新的生活。从此，这个研究员职位在公司里延续下去，十年后我师弟离开公司，另一位华人学者接替了这个职位。
即将离开加拿大了，多少有些留恋。在加拿大七年多，弗雷泽为我提供了宽松的工作环境，除了有二、三次要求我帮他做一、二天临时性的事情，没有给我下达过任何工作任务；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从不过问。我自然是如鱼得水，大有用武之地。从学校到公司，在理论和视野上居高临下，很容易看准公司需要什么技术才能在业界独占先机。针对这些需要，按轻重缓急一项项地研发。我将每一项工作都写成一篇论文，发给弗雷泽，他修改后发回来，我再修改发过去，有时在一起讨论。我俩都是治学严谨的人，一篇文章总要有二十来个回合才能满意。我发过去的文章接二连三，他招架不住了，不得不从长计议。我离开公司后，他退休了，我们又继续来来回回地修改、发表这些论文。
我决定开家里那辆二年新的车走，又买了一辆较大的新车留在家里，甩掉了我开的二手车，从此彻底告别了二手车。临走前，我请弗雷泽和艾玛在当地最高档的中餐馆吃了一顿晚饭，以感谢他当年提供工作机会和亲密合作七年的友情。弗雷泽在弗罗里达州的坦帕湾有一个度假屋，每年十月末开车到那里居住和远程工作，圣诞节前回多伦多。北卡正好在多伦多和坦帕湾中间，我们约定，他每年南下佛罗里达时到我家停留一、二天。
七月三十日启程南下，车里塞得满满的，后面还外挂了一个摇摇椅。过境时移民官检验了公司的雇用信件和其它附属材料，在我护照上盖了一个TN签证章。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公约，三国的专业人士可以自由到他国工作，为此专门设立了TN签证。进入美国后，一口气开到北卡罗利，当晚在旅馆住一夜。第二天周六，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房一厅的公寓安顿下来。八月二日周一到公司报到，办理入职手续，安排办公室和计算机等事宜。几天后到联邦社会保险部门办理社会保险号，经办人决定续用我八七年的社会保险号，这就算在美国扎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