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九九年八月来美国工作到二零一七年八月退休，在美国工作十八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在迪法公司从事环境地球物理研究工作，然后做独立咨询顾问，最后加入泰拉兰斯公司从事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勘探。三段工作各有特色，在迪法以国防部科研项目为主，探测识别地雷和未爆炮弹；咨询工作与各大国地球物理公司周旋，承接野外测量、数据处理解释、科研和培训工作；泰拉兰斯是一个由外行创建的奇葩公司，从为它做咨询顾问到全职，历时十年，故事多多。
从一九九九年八月入职到二零零六年一月被解雇，在迪法公司工作了近六年半。九九年四月面试时，公司生气勃勃，一派繁荣景象；三个月后加入公司，已经初现颓势，“楼下”门庭冷落，今非昔比。公司业务重点转移到科研和仪器制作销售，最后放弃科研，专营仪器制作销售和出租。这一切可能都在元先生的计划之中，逐步收缩，最后脱手。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日到公司报到那天上午，从加拿大又来了一位新人，名叫艾历克斯，犹太人，从加拿大的吉奥泰克公司跳槽来此担任仪器开发经理。他一九四九年生于罗马尼亚，戴着红领巾在红旗下长大，后随家移居以色列，当兵期间参加过二次中东战争，退役后进入大学学习电子工程，曾在南非工作。艾历克斯是世俗犹太人，对宗教的态度有些玩世不恭，公然说那都是生意。
二周后，艾历克斯介绍的弗朗克来公司面试。弗朗克来自捷克，六五年出生，也是生在新捷克长在红旗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后移民加拿大，受雇于吉奥泰克公司，成为艾历克斯的同事。他学化学出身，在网络时代转行计算机从事软件开发。迪法的文化是所有第一次来访者都要做一个学术讲座，开拓公司雇员的学术视野。弗朗克讲软件开发，有些紧张，大汗淋淋。后来他的工作是开发直面用户的商业软件，我将开发的算法编译成动态连接程序，他负责植入商业软件中。
公司有四位研究员，最年轻的鼎博士是名义上的负责人，其他三位是比尔、史蒂夫和我，他俩比我大一、二岁。比尔出身富裕家庭，大学期间边念书边玩，玩遍了美国，直到三十五岁才在犹他大学的名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毕业后，他选择到澳大利亚工作，边工作边玩，在澳大利亚玩够了，回到美国在一家导航公司工作。很多年前，这家公司的一位研究人员发表过一篇论文，探讨地球重力异常对导弹弹着点精度的影响，可能就是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国军方的注意，导致重力资料成了战略性的军事秘密。比尔说这项研究最后没得到有意义的结果，只是一篇论文而已。现在有了卫星导航系统，这项工作彻底失去了意义。后来，比尔加入迪法公司，举家搬到罗利，买了一个占地三十八英亩的农场为家，还养了几匹马玩。在工作上，他的特点是自己的工作写不出像样的文字资料，一个会议论文摘要屡屡选不上，但对别人的工作了如指掌，说起来口若悬河，巨细无遗。
史蒂夫是理论物理博士，电磁理论基础扎实，过去在一个国家实验室工作，因太太患癌症去世，离开了那个伤心之地来到北卡。他写提案和论文手到擒来，只是口才不行，谈到自己的工作支支吾吾，说不清、道不白。我的特点是论文层出不穷，但英语口语不行，开会时不经准备很难言之有序，娓娓道来。因此，开会时轮到我或史蒂夫讲话时，没讲几句比尔便接了过去，如数家珍地一口气将我们工作的源流始末讲得明明白白。有人提问也是对答如流，史蒂夫和我只有频频点头称是的份儿。我经常和比尔一起外出开会或野外工作，与别人交流遇到障碍时，他可以做我的英语翻译。我讲的英语他都能听懂，他讲的我也都能听懂；别人听不懂我，或者我听不懂别人时，由他担任翻译。
九九年正值地捷姆公司收购主要竞争对手埃岛公司之际，前些年埃岛在秘鲁测量时，先后两架直升机在茂密的丛林中机毁人亡。其中一次坠机是工作完成后发生的，他们为了庆祝任务完成，开直升机到附近小镇吃晚饭，结果乐极生悲，中途失事。两架直升机的残骸和人员至今也没找到，间接导致该公司破产。地捷姆吸收了一些埃岛的优秀人才，解雇了不中意的雇员。埃岛有三人来到美国加入迪法，其中一位电子工程师罗伯特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公司里总共有六人来自加拿大，其中四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长大成人；原有二位从前苏联来的员工，在加工车间里干一些杂活儿，还有一位从上海来的工程师，学物理出身，负责制作和测试仪器。
后来，我介绍一位原加拿大地捷姆公司的同事达克来迪法工作。九二年我到地捷姆几个月后，达克被原公司解雇后加入地捷姆担任数据处理员，举家从渥太华搬到多伦多地区。他出身于印度高贵种姓家庭，从小特别聪明，有印度神童之称，十四岁上大学，毕业后到加拿大留学，拿到硕士学位后留在加拿大工作。达克以自己的高贵种姓为荣，加入地捷姆后跟弗雷泽炫耀了一番他的种姓。弗雷泽私下跟我说了这件事，最后说：怎么着? 让我高看他一眼？达克不求进取，安于在公司里当一名重磁放数据处理员，并且换了好几个公司，每个公司解雇人时他都榜上有名，这次又被地捷姆解雇。我将他介绍给元先生，经过面试得到了一份工作，全家从加拿大搬到北卡罗利。
达克和我算是朋友，同为少数族裔，他经常跟我抱怨本地人看不起他。我介绍他来迪法，一方面是为他找一个工作养家糊口。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力，老婆是印度的生物学博士，来加拿大后一直在家相夫教子。虽然他比我大两岁，但两个儿子很小，嗷嗷待哺，家里不能没人挣钱养家。另一方面，我也有私心，工作中有一些“低级”的活计，例如野外数据处理，没有专人负责，公司内能干这活的只有我一人，我也不愿意干这类活儿，达克是数据处理员，可以包揽这类工作。
一年多后，公司进一步收缩，“楼下”一座平房里的雇员寥寥无几，一片凄凉景象，另一座平房出租。“楼上”的鼎博士和两位从加拿大埃岛公司来的人也另谋高就。此时，公司业务以国防部研究项目为主，制作、销售、出租仪器和一些零星野外项目为辅。四位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加拿大公民，再加上比尔和史蒂夫成为公司的中坚力量。达克负责做一些地球物理试验、野外工作和数据处理。加工车间有几位技术人员，再加上会计和秘书，总共只有十多个人。
迪法的项目主要是研发电磁法探测仪器和解释测量结果的方法理论，目的是探测和识别未爆炸弹、地雷、地下通道、建筑物和其它地下目标体，以及在火星上找水，经费来自国防部、各军种和国家宇航局。除了研究项目外，还有一些来自美国联邦地调局和国家实验室的航空物探测量项目。元先生和史蒂夫是写提案争取研究经费的高手，公司的研究经费主要出自他二人。我的工作是做研究、写报告和论文，对于写提案不得要领，尝试过一个，提交上去如石沉大海。比尔做研究项目、提交报告、写提案和论文都不行，但内外协调，动嘴巴抛头露面是行家里手。
艾历克斯、罗伯特和几位电子技术人员制作仪器，弗朗克编写仪器的软件。为了获得目标体更多的电磁信息，制作各种几何关系的发射接收线圈，从单一线圈对到阵列发收线圈；运载工具根据测量系统和施工现场地形而定，有单人便携、人力推车、机动车、爬犁、汽艇和无人机。这些测量系统万变不离其宗，硬件和软件的核心技术都相同，即宽频带电磁频谱测量。
科研的重点是目标识别。宽频带电磁频谱目标识别是一种机器学习的方法，同后来喧嚣一时的计算机人脸识别，自动驾驶目标识别类似。首先，通过测量某种目标体处于不同姿态的电磁频谱，形成一个电磁频谱数据库。在实际中将测得的电磁频谱和数据库中的对比，如果拟合误差小于事先给定的阈值，即假定引起异常的地下物体就是数据库中的物体，做标记或实时开挖；否则，认为异常由其它金属物体引起，不予理睬。在实际中边做机器边学习，对于每一个识别正确的目标体，将其电磁频谱存入数据库。这种方法通常用于识别地雷和未爆炸弹。
理论和算法很简单，实践很复杂。许多非目标金属物体的电磁频谱与数据库中目标体的几乎相同，两者之间的拟合误差很小。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事先给定的阈值，如果这个阈值过高，可能会产生许多假警报，失去了目标识别的意义；如果阈值定得过低，可能会漏掉目标体，若是地雷，则人命关天，一脚踏上去轰隆一声巨响，非死即残。与图像识别相比，电磁测量得到的目标体信息太少，识别起来要困难得多。
元先生很有商业头脑，有些提案给出的预期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根本不可能实现。他自己也知道，但仍然乐此不疲地投递提案，先将经费拿到手再说，反正无论结果如何，有一个报告即可交差。行内人称国防部资助的研究经费为“软钱”，意思是最后交差没有硬性指标，有一个报告即可。当时我想，若这些军方部门找我审查提案，会节省巨额研究经费。其实军方未必不知道个中的猫腻儿，在他们看来，撒出去的那些经费都是小钱，广种薄收嘛；当然，不排除军方和政府有意培育、养活民间的科研公司，激励他们异想天开，付诸实践、发明创造。后来，军方还真的找我做项目初审员，我毫不客气地否定了数个不靠谱的提案，也许这是错误的，格局小了。
有一个联合航空探测项目，联邦地调局牵头，以迪法为核心，将十几家公司的探头安装在迪法的吊舱里，测量十多种物理参数。由于吊舱重量增大，项目里有一个吊缆拉力试验，预算五万美元。执行这项试验时，将吊舱推到加工车间外面，利用大树上的一个滑轮装置，几个人一起将吊舱拉起来再放下，五万美元的试验就算完成了。四、五个人一小时的活儿。其实，吊缆拉力有明确的说明，远大于已知的吊舱重量，这个试验完全没有必要。这就是元先生的聪明之处，不然怎么挣钱？
美国的科研机制挺有意思，取得的成果归资助单位，也归自己。以元先生为例，他用国家的钱做研究，用研究出来的成果制作仪器出售，再利用各种成果的组合，变着花样申请研究经费赚钱。这种机制允许个人利用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发家致富，大大激发了个人的创新动力。
有些事情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多年前的垃圾掩埋场、推平的老工厂和废弃的军火竟然不知道准确的位置。随着人们的环境和安全意识逐渐增强，考虑到这些场地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和人身安全问题，这才想起来寻找这些地方清理隐患。有些工程，如修公路和打地基建房，需要了解地下浅层地质情况。寻找这类被人遗忘的地方和探测浅层地质结构是电磁法的用武之地，迪法大有作为。
一位员工告诉我，他参加过一个寻找南北战争期间地下弹药库的项目。在南卡某地，数据图像描绘出一个地下建筑的形态，参考一些零星的历史资料，推断是一个弹药库。再经过详细测量，确定了入口的大概位置，最终找到入口。一百四十年过去了，里面存放的火药不湿不潮，点火就着，崭新的球形炮弹有如刚刚出厂，有的枪支锃亮无锈，装上火药即可射击。在引爆那些火药和炮弹时，火光冲天，爆炸声惊天动地。
当然，考古探墓找宝也可以用电磁法，只是美国历史短暂，没有什么古墓可探，也鲜有地下宝藏出土之事。倒是听说过有人家后院惊现出土之物，但不是好物，是要命的球形炮弹。我买了房子后，拿着仪器在院子里测量一番，回到公司做出图像，什么也没发现。
迪法承担了海军未爆炸弹电磁频谱识别的科研项目，于二零零一年十月到夏威夷的卡霍拉威岛进行试验。元先生、比尔、弗朗克、艾历克斯和我前往夏威夷的茂宜岛执行这项任务，艾历克斯和我还带着老婆同来旅游。我们住在茂宜岛海边度假村的几套公寓里，可以自己做饭，租了一辆大车解决在岛上的交通问题。
卡霍拉威岛位于茂宜岛西南約十一公里处，是美国海军的一个靶场。自二战以来，发射或空投到岛上的炮弹和炸弹不计其数。海军于一九九零年停止使用这个靶场，并于九四年将管辖权移交给夏威夷州政府。现代炮弹炸弹的未爆率为百分之十，而二战期间高达百分之三十。据此估计，岛上可能有成千上万未爆炮弹炸弹，在将此岛做为民用之前，必须清理干净这些危险的爆炸物。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国会在预算中批准巨额专款完成这项工作，由海军部负责。国会的意图显而易见 — 谁拉的屎，谁去收拾。
物探中的电磁法和磁法可以用于探测这些爆炸物，岛上的土地几乎被弹片覆盖，探测到的异常遍地皆是。由于物探数据的多解性，以及金属物体的形状、产状、大小、深浅的不同组合，不同物体产生的异常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很难辨别一个异常究竟是由炸弹引起的，还是由一块弹片引起的。这个道理跟医生看病一样，胸透出现阴影，仅根据片子很难判断是不是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如果开挖所有异常，那等于把全岛的土地扒下一层厚厚的皮，几乎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用宽频带电磁频谱识别目标体是有望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
岛上没有码头，乘船过去无法靠岸，只能乘直升机飞过去。每天大约有四、五十人上岛工作，挖掘已探明的金属物体，分门别类处理。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岛上未爆炸弹的电磁频谱数据库，然后小面积测量检验识别效果，属于科研性质的工作。早晨，我们和那些人一起乘坐一架大型直升机飞过去。上岛后人们分散到不同地点做不同的工作，岛上没有公路和陆上交通工具，完全靠两条腿走。一天工作结束后，大家再回到停机坪上机飞回茂宜岛。
经历了几十年的狂轰滥炸，岛上草木萧疏，一片光秃秃的红土，只有靠近海边尚有零星灌木生存下来；小岛不大，堪称现实版的赤地千里，茫茫大漠的缩影。虽然经过清理，偶尔还能看到未爆炸弹和大块弹片。十月，夏威夷诸岛气候宜人，但在像沙漠一样的卡霍拉威岛上，整天顶着烈日在户外工作，还是十分炎热。工作地点附近有一个铁皮货车车厢做为我们的办公室，总算有一个置放计算机和避开烈日照射的地方。
有一天，我们在清理过的地段发现一个异常，电磁频谱和一五五毫米炮弹的相同，建议岛上工作人员排除这枚炮弹。这种大口径炮弹的杀伤力极大，一旦触动了它的哪根神经炸了，恐怕十几米范围内的人都得上天。第二天，一位排弹专家和二位训练有素的力工前来排弹，我们撤离五十米开外。两位力工按照我们做的标记小心翼翼地开挖，专家在一边观察。一个小时后，果然看到一枚一五五毫米炮弹的尾端。此时，真正的排弹程序才开始。工作人员要求我们撤离到半英里远的地方，没看到排弹专家如何拆掉弹头的撞针和引信。这种高危工作朝不保夕，说不准哪天炸弹一响就一命呜呼了。据说他们的报酬不菲，意外保险的额度惊人，真的是：炮弹一响，黄金万两，只是自己无命消受。
周五那天，我和艾历克斯到较远的地方工作，管理部门临时决定提前回茂宜岛。大家都到了停机坪，唯独我俩未到，只听见对讲机中哇啦哇啦地喊着找人。有人派来一架小直升机接我们。这架直升机只有三个座位，一个驾驶员，二位乘客。为了减轻重量，卸掉了所有的机舱门，大约两寸半宽的安全带，在扣环处磨损得只剩下中间半寸宽了。我俩看着那几乎断掉的安全带，犹犹豫豫地坐上去系好安全带。
驾驶员年纪轻轻，飞行风格粗野豪放，大风门突飞猛进，大角度倾斜转弯，不顾乘客的身心承受能力。我俩完全靠安全带绑在机上，外侧一只手攥住把手。本来两点成一线可以直飞到目的地，偏偏绕着弯儿飞。转弯时安全带吃力，感觉其中的纤维不断发生断裂。机身倾斜时我俩互相拉着对方，如果谁的安全带突然断裂，拉也拉不住，人肯定会掉下去。途中耳机里又叽哩哇啦地响起来，有人追问谁下令直升机去接我们的，出了事故负不起责任，看来讲话的这位是个大头目。我俩还在直升机上呢，他那边大喊大叫出事故，这不是吓唬人吗？在大直升机旁边落地时，艾历克斯那边安全带的断裂处更宽了。我不觉惊出一身冷汗，看了他一眼，只见他脸色煞白，惊魂未定。此时所有人已经登机，那个大头目在机舱口等我们，嘴里还在骂骂咧咧地埋怨派机接我们的人。
除了惊魂的一刻，还有更多游山玩水和品尝美食的时光。我们上卡霍拉威岛工作时，两位女士在茂宜岛上享受海滩、鲜花和阳光，还有蓝天白云，碧海黑沙，为我们烹调丰盛的晚餐。周末或不上岛期间，大家一起去旅游，早晚下海游泳，戴上水镜观赏水中颜色鲜艳的海洋生物。
第一次下海游泳时，我戴上刚刚配好的护目镜。这副近视护目镜是一次踢足球受伤后专门配制的，那次足球踢到我眼镜框上，创伤眼眶眉毛部位，到医院急诊缝了十四针。我踩着柔软的细沙，迎着一朵朵浪花，走进碧波浩淼的太平洋。看似风平浪静，海水齐腰深时，突然一个大浪打过来，冲掉了护目镜。我立刻用双手在水中摸索，试图摸到护目镜，可是早已被海水冲得无影无踪了。一百二十美元，连个水漂都没打就没了。戴上普通的水镜游泳，潜下水看到的鱼虾不那么清晰，兴致大打折扣。
我们还去了美食盛宴卢奥，吃烤猪喝啤酒，跳舞唱歌戴花环，观赏当地动感十足的草裙舞。还有十来岁女孩表演的舞蹈，她们的舞姿和表情倾倒了众多远道而来的游客，不时发出一阵阵惊叹声。游客们穿着色彩鲜艳，在棕榈树下与舞者珠辉玉映，流金溢彩，花天锦地。
哈雷阿卡拉山红顶也是必游之地，我们开车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公路驶向山顶，到达红顶一万英尺处。红顶上云雾缭绕，寒气逼人，植物奇异。后来回味那天的情景，不禁诗兴大发，口占一绝：
火山口岩石富含铁质，呈现为一个个暗红色的圆形锥状体，由于观察位置和视觉错误，这些圆圈似乎不停地改变颜色。哈雷阿卡拉天文台近在咫尺，在云雾中时隐时现，游客可望不可及。夏威夷大学天文研究所负责天文台的运行，进行天体物理实验，跟踪绕地球轨道运行的卫星和其它物体。可惜的是，那天云低雾浓，看不到山下的碧海黄沙，花红柳绿。
拉海纳是岛上游客众多的小镇，在一英里长的主街上，餐厅、酒吧、精品店、画廊和别致的时尚场所随处可见。这里曾是夏威夷王国的皇家首都，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和历史感的地方。市镇广场上有一棵岛上最大的榕树，十多条枝干伸展支撑着大树，树高十五米，遮荫面积二千七百平方米。树下常年有精美独特的艺术品展销，包括版画、油画、雕刻、陶瓷、手工木刻和贝雕。看着向外铺张的大树，不由想起那句俗话，大树底下好乘凉，故有感而发：
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中国俗语，正好印证了夏威夷人民当年加入美国的明智选择，美国制度这棵大树给夏威夷人民带来了繁荣昌盛和安居乐业。相形之下，当年选择民族独立的菲律宾则黯然失色。
岛上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厨师，烹调海鱼技高一筹。我们一行八人去这个餐馆美餐一顿，一份儿午餐近四十美元，但确实物有所值。主食宛如一盘出神入化的艺术品，盘底用深色汤汁构成一幅画作，一块厚厚的白色鱼肉，看似嫩如豆腐，上有两道淡黄色浓汁，一边是琼浆包裹绿枝青叶，另一边是红果画龙点睛，望而垂涎三尺，却又不忍心坏了这精美可人之物。当时没有手机，若在今日，必是手机先吃第一口，瞬间传遍天涯海角。美食不是看的，最后还是要刀叉齐上暴殄天物；鱼肉滑润鲜美，餐刀轻轻一按，一块鱼肉顺着节理脱落下来，入口即化，其味无穷。
伊拉克战争开战前夕，联合国雇用迪法公司去伊拉克进行武器核查，元先生派出艾历克斯携带仪器去伊拉克。负责探测地下目标的专家只有两人，另一位是与迪法合作过的同行；他们和其他专家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中旬从塞浦路斯登上一架联合国的大力神运输机，当天抵达巴格达国际机场。武器核查专家是新闻记者追踪采访的对象，然而，核查专家组有非常严明的纪律，要求每位成员严守核查机密，任何泄露核查信息的专家将被立即开除出专家组。因此，核查人员守口如瓶，记者们对这些近在眉睫的专家只能望洋兴叹，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新闻。
二零零二年末联合国恢复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工作时，在如何进入核查地点等问题上，专家们遇到的困难比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在九一年至九八年期间所遇到的要少得多。然而，伊拉克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仍然勉强支撑着国家尊严的脸面，极尽阻挠核查之能事。在第一次行动中，专家们按专业兵分几路同时出击预定目标。根据伊拉克民众举报，艾历克斯这一路突袭了巴格达附近的一个农场，在玉米堆上和土坡壕沟里寻找可能埋藏的武器。在记者的长枪短炮和老百姓众目睽睽下，他拿着探测仪器煞有介事地探测，看上去如同演戏一般，令人忍俊不止。
我看到照片后，第一反应是这种仪器的探测深度小于半米，只适合探测接近地表的小型金属物体，如地雷和炮弹；拿它探测地下大型武器装备，还不如用铁条捅几下，或者用中国考古的洛阳铲戳一戳有效。即便地下或玉米堆下真的埋藏着什么大型武器，用这种仪器也很难探测到。后来想想觉得自己十分幼稚可笑，仅仅从方法技术上看问题；没有认识到这种核查只是打着避免战争旗号的政治表演而已，做给国际社会看，做给美国看，做给自己看。真要避免战争，只有帮助美国消灭萨达姆个人，或者说服他放弃权力出国，并说服美国给他一条活路。联合国已经成为一个官僚机构，拿着各国进贡的银子，大手大脚地做官样文章。不知道其它专业的核查专家如何，从本专业角度看，联合国没有找到合适的公司和专家。
最后一次行动在一个建筑物内的水泥地上进行探测，也是伊拉克民众提供的线索。这回仪器肯定比铁条或洛阳铲好使，至少可以探测到水泥下面的钢筋，但稍微深一点的物体就探测不到了。那个建筑物看上去破旧不堪，只要看看水泥地的新旧程度，应该可以判断出地下有没有埋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这里又在能不能探测到的技术问题上打转转了，犯了科学工作者的政治幼稚病，忘了这只是政治表演。很早以前人们用舞台形容政治，后来政治真的成了舞台，而且这个舞台越来越大，上台表演的人越来越多。
专家组雇用当地民间汽车解决交通问题，艾历克斯那个组两个人自始至终雇用一辆汽车。司机是伊拉克平民百姓，他真心希望专家们能找到什么武器制裁萨达姆本人，也冀望美国人赶走萨达姆，解放伊拉克人民。大街上到处都是萨达姆的塑像和画像，老百姓对此嗤之以鼻，却敢怒不敢言，这位司机对两位专家还时不时表达一下忿忿不平。文明国家的政府和有良知的平民百姓都会对萨达姆残暴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欲除之而后快，只有那些同恶相济的一丘之貉才打着所谓公正的旗号维护他的统治。
艾历克斯的核查任务历时一周，这期间他从联合国领取薪水，其中包括一些特殊津贴，数目不菲。联合国的这部分支出则是从“石油换食品计划”中得来的，实际上花的是伊拉克的钱。他带回一些伊拉克货币送给大家玩，大部分是二百五十第纳尔的钞票，上面有萨达姆的头像。有人问价值几何，他拿起一张做了一个擦屁股的动作。那年我回国讲座，送给同行朋友几张二百五钞票，朋友看着钞票上的面值和头像说：“这不是二百五吗？”看来这位中国政府的老朋友还是没有吃透中国文化，竟然在自己的头像旁边醒目地标识“二百五”！
艾历克斯做为犹太人去阿拉伯国家核查武器，颇受本地犹太人社区关注，多次请他讲这次旅程中的见闻和感想。新闻记者也纷纷争相采访他，报纸和电视新闻也大肆报导一番，确实在本地火了一把。他离开巴格达二个月后，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对伊拉克发动了军事行动，从而一个新的伊拉克诞生了。
二零零三年，学院邀请元先生和我去学院做学术交流。我俩带着太太从美国飞到长春，学院安排我们住在留学生楼的一楼，这里是招待外国专家的地方。当年念研究生时住在此楼的四楼，现在被当做外人请回来，觉得有些怪怪的。我特意上到四楼看看当年住过的地方，找找那时候的感觉。四楼的气氛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生活过三年的地方变得十分陌生，我住过的那个房间门外放着几双鞋子，估计住的是朝鲜留学生。毕竟过去了二十多年，斗转星移，人非物亦非，我们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学术交流活动进行了二天，院长带着我们参观实验室，介绍他们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第二天上午，元先生为师生做了一个关于电磁仪器和应用的讲座。他语言简截了当，时而幽默一下，不愧当过大学教授，知道如何同外国学生交流。真正的“短兵相接”是和师生座谈，令我感触最深刻的是，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英语口语仍然不尽如人意。那些年国内学生特别重视学习外语，本以为他们英语口语水平很高，和我们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没料到还是“小曲好唱口难开”。
晚上，二位年轻的女教授陪我们出去吃饭，席间她俩兴致勃勃，有说有笑，发自内心的无忧无虑和喜悦溢于言表。回来路上，元夫人不解地问：“她们怎么那么快乐？”我也曾经那么快乐过，经年累月的海外生活，那种感觉似乎已经云消雾散，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了。多年前在加拿大和一位同行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的解释是，在一个几乎没有个人自由的社会里，生活中许多事情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从而也没有选择的负担，少一份儿负担，自然多一份儿快乐。有些人除了忧国忧民，大发牢骚外，只剩下无缘无故，或百般无奈的盲目快乐了。在西方社会里，个人可以选择的事情太多，往往把人弄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甚至有些焦头烂额。这样，选择成了一种负担，多一份儿负担，就会少一份儿快乐。
华夏行的第二站是北京，我安排元先生到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做一次关于航空电磁仪器的讲座。接下来的行程由迪法的代理商杨先生安排。他组织了一次讲座，由元先生主讲环境工程地球物理，听众是全国各地的从业人员。元先生讲完后，提问环节由我直接回答问题。我发现这些环境工程物探人员对物探的基本功能和局限性知之不多，提出的大多是外行问题。比如，确定地下管道位置误差不能超过五厘米，电磁测量能不能做到？这取决于管道埋藏多深，直径多大，材质是金属还是塑料，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杨先生带我们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垃圾处理场探测污染物泄漏。据说市政部门用世界银行贷款请德国人建立了这个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场。整个处理场围在红色高墙内，可是高墙挡不住臭气熏天；二个村落近在咫尺，不知道村民们在酸臭扑鼻的环境中如何生活。中国的户口制度将每一个人钉死在一个地方，这里的村民无处可逃，只能苟且求生，久闻不知其臭。杨先生说政府给村民一些补贴，如果可以自由迁徙，给多少钱也不生活在这等臭不可当的地方。我们在处理场大墙外侧做了一条电磁剖面，发现了好几处污染物泄漏点，估计当地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了。
看到这么恶劣的生存环境，我不由想起前几年回国坐火车看到的情景，进入城市前列车慢行，车窗外映入眼帘的都是生活垃圾，民房被垃圾包围着，城市被垃圾包围着。社会的文明和国家的强大，不是看有多少枚奥运金牌，有没有航母和原子弹，而是要从小处着眼，比如，对垃圾的处理，公共厕所的卫生状况，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医疗保健和食品安全，等等。这些基本民生服务做不到位，再多的金牌、再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只是表面的虚荣和虚胖。
最后一站是西安，杨先生安排我们参观兵马俑和到一个考古现场测量。那天上午到达兵马俑博物馆大门口，本来买几张票就可以进去的事儿，杨先生却大费周折找熟人走旁门左道，以示宾主尊贵。他找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考古所研究人员再找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博物馆研究人员再找博物馆的接待人员，我们在大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得以入内。元先生和苏珍十分不理解这种做法，几度要自己买票进去。我告诉他们这是中国特色，买票进去主人没有面子，还是客随主便为好。他们对兵马俑略知一二，但对这种进入博物馆的方式恐怕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考古现场是一座大墓的外围，一片空旷的黄土地，一阵疾风吹过，扬起黄土烟尘；有许多排列规则的探坑，一些农民模样的男男女女分散在探坑里，拿着考古手铲小心翼翼地作业。地上陶器碎片随处可见，警示牌上严正告诫参观者不得从现场拿走任何物品，包括地上的石头和泥土。远处是几座万木峥嵘的小山，据说每一座小山下都躺着一位皇帝，也许身上还穿着金缕玉衣。这里埋葬的不仅仅是皇帝和他们的奴仆，还有许多尔虞我诈的宫廷秘密。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只是一条粗粗的脉络，数不胜数的细节都被掩盖在黄土之下，永不见天日。
我们在皇帝的卧榻之侧展开电磁测量，试图发现大墓外围古墓的分布格局和墓中的金银器皿。电磁波频频发射，上天入地，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来来回回测了几条线，一个显著的异常也没有，没准儿还搅扰了皇帝们的春秋大梦。附近有一个曾经出土大量青铜器的地方，据说是有人用洛阳铲偶然找到的，后来考古部门用洛阳铲在周边进行了钻探，没有新的发现。杨先生建议我们去碰碰运气，有枣没枣打几竿子。这是一片坡地，我拿着仪器随机走了几圈，没发现任何异常，看来现代化高科技仪器不如原始简陋的洛阳铲。洛阳铲既是盗墓的利器，又是考古的工具，盗墓和考古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考古手铲和洛阳铲是考古学家的两大法宝，相当于地质学家的锤子罗盘放大镜。
西安之行顺利结束，飞到北京后，我们和杨先生告别，直接转机回美国。在首都机场的候机厅里，元先生得意洋洋地从包里拿出一块陶片，冲我诡秘一笑，然后低头仔细端详。我心领神会，他准是看懂了考古现场的警示牌。
探测和识别地雷是迪法公司重要的科研项目。地雷分为反坦克地雷和反步兵地雷。为了避免被探雷器探测到，现代地雷大多由塑料制成，只有引爆装置有极其微小的金属器件，用一般的金属探测器很难探测到。制造和布设一枚地雷的成本极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所有成本加起来不过几美元，然而，在野外排除一枚地雷的费用是布雷的几十倍。排雷的原则是宁可有错误警报，也不能放过一枚地雷，操作分为几个步骤，探雷、标记、挖出和引爆或去功能化，物探的任务是第一步。
在雷区探测到的金属垃圾很多，例如，子弹头、子弹壳、弹片、铁钉等，它们引起的异常远远大于和多于地雷的异常，异常幅度之大可以掩盖地雷的存在。军用探雷器是一种高灵敏度的金属探测器，只能探测到金属物体，不能识别探测到的物体。为提高排雷效率，军方希望现场实时识别探测到的物体。迪法研制的宽频带电磁频谱仪灵敏度高，获得目标体的信息丰富，可以通过频谱数据识别探测到的物体。一种地雷的埋深和摆放姿态相对固定，因此比炮弹更容易识别。
在军方的资助下，我和比尔到弗吉尼亚的一个军事基地进行盲测，测试地点有九百八十个边长一米的方格，每个方格里或埋着一件金属物体，或一枚地雷，或什么都没有。在埋藏物中共有五十枚地雷，反步兵雷的引爆装置已去功能化，反坦克雷仍然具有活性，起爆压力阈值是三百磅。一位军官警告我们不要在方格上用力踩踏，或蹦起来重重落地，以免引爆地雷。首先，建立已知地雷种类的数据库，军方提供地雷样品，我们用两套仪器测量各种地雷的频谱，存储在计算机里。然后，比尔和我用二套仪器分别逐格采集数据，完成后带回办公室处理。我用刚研发的方法编计算机程序自动拟合，算出每个方格里埋藏的物体是什么，如果是地雷的话，给出其名称，最后将结果写成报告提交给军方。
几周后，军方给出盲测的结果，我的识别正确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二，警报错误率为百分之十二，在参加盲测的几个公司中识别正确率最高，警报错误率最低，也是有史以来用物探方法识别地雷的最好结果。在这个结果的鼓舞下，弗朗克将识别程序装入像手机大小的便携计算机里，和电磁仪器连接一起，实现了现场实时识别。
后来，我们到另一个军事基地进行测试，当时基地正在进行某种爆破试验，时不时发出一长声警报，半分钟后几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大地颤动，震耳欲聋。我心里话，这震动的垂直压力若达到三百磅，反坦克地雷可就炸了，大家都得上天。这种反坦克地雷体积大，金属部件极其微小，莫说识别，探测到都十分困难，比尔和我不得不把仪器的探头贴在地面上慢慢挪动，使获得的有用信号极大化。我一边操作仪器，一边琢磨如何探测这种反坦克地雷，脑袋里突然灵光一现，计上心来。土壤磁化率比较高，用低频电磁数据可以测量土壤的磁化率，反坦克地雷体积大，磁化率几乎等于零，埋在地下形成了一个磁化率为零的“空穴”，在它上方测量到的磁化率必定低于四周土壤的磁化率，根据磁化率数值可以确定它的存在。
回到办公室后，我在公司的试验场进行测试，果然行之有效，甚至可以描绘出地雷的形状。于是，我进一步研究实际操作方法，并开发出算法现场实时甄别这种地雷。后来又到那个军事基地进行探雷测试，我从四百个目标体中识别出十二枚反坦克地雷。一个月后，军方发表成绩，总共埋有十一枚这种地雷，这个方法正确地鉴别出全部十一枚反坦克地雷，有一个错误警报。据说，有的地方埋的是塑料盒子，那个错误警报一定是体积大小和反坦克雷相似的塑料盒子。于是，我进一步修改算法，将那微小金属部件在高频引起的微弱异常包括在内，以便减少错误警报。当然，原则是宁可有错误警报，也不能放过一枚地雷。
利用低频数据测磁化率的方法，正是我在加拿大期间开发的航空电磁填图新参数之一，这种方法在地面电磁测量中更加有效。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推导出一个十分简洁的计算公式，研究了理论模型，用实测数据反演识别，写出一篇十分精彩的论文。元先生读过后，从中得到灵感和写作的冲动，到我办公室说：“我能不能修改一下，将作者改为元和黄？” 我一向不在乎有人挂名我的文章，可是挂在我前面还是头一回；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不得不答应他，人家是老板嘛。被人横刀夺爱，心里当然不舒服，一直闷闷不乐，诱发了带状疱疹。元先生大刀阔斧地修改了文章，删除了许多理论方面的论述，重在展示实际结果，让一般物探人员都能读得懂。最后，文章发表在地球物理学会月刊《前沿》的教学专栏里。
有一种中国制造的塑料反步兵地雷，名称为“七十二型”。这种地雷的引信针和弹簧极其微小，反排雷性能极强，探测中很容易被忽略掉，识别更加困难，其目的不是炸死敌人，而是炸伤敌人。炸死一人只造成敌军减员一人，当一人触雷受伤后，一个伤员通常需要二名士兵护送撤离战场，所以一枚地雷就可以造成敌军减员三人。更重要的是，伤员的惨状会在敌军士兵心理造成一种强烈的恐怖震撼，摧毁他们的战斗意志。针对这种地雷，我设计出一种识别的算法，大大提高了识别的正确率。比尔开玩笑说，中国造成的麻烦还是要由中国人解决。
迪法有一个与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合作的项目，制造一款小型电磁探测仪器，安装在火星探测车上，在火星表面探测地下水或冰，为推断火星上是否曾经存在过生命提供证据。我负责理论模拟和数据处理解释部分，艾历克斯的小组制作仪器，比尔参与测试仪器和试验。
项目的关键是仪器尺寸小，能够安装到火星车上，收放自如，平时探头折叠收缩，探测时伸展出探头。仪器小意味着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小，电路理论告诉我们，线圈越小，有用信号越小，越容易被电磁噪声淹没，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物理障碍，也是项目的难点之一。然而，在火星上没有人类造成的电磁干扰，电磁环境相对地球安静，有利于采集到高质量的数据。
地球上的电磁噪声很大，除了来自外太空的天然电磁场，还有来自雷电的电磁场，雷电一闪，产生强大的电磁场在地球表面传播，瞬间覆盖全球；更多的是人文电磁噪声，如各种电台、电视台、输电线、手机基站、行驶的车辆、各种运转的机器，等等。这些噪声覆盖的电磁频谱很宽，在实践中无法躲避，只能用物理和数学方法剔除和压制。
在火星上不存在人文电磁噪声，但天然电磁场可能成为电磁仪器的干扰噪声。我们对火星上的天然电磁场知之甚少，目前学界认为它没有全球性的磁场，可能曾经有过，后来消失了，遗留下一些局部磁场。这样，太阳风的带电粒子与局部磁场相互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电磁场? 它们在数据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噪声? 都是未知数。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我做出火星地质条件下地下水的地电模型，推导出理论模拟的数学公式，写出计算程序；根据仪器参数计算出理论电磁数据，由此可以估计用这台仪器找地下水的效果。当然，地下水模型包含一些假设和近似。这只是理论上的探讨，实际中还要考虑数据中的噪声，以及它是否影响辨别地下水产生的异常。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火星上的电磁噪声长什么样，有多么疯狂，或者多么安静。遇到不可解决的难题，只能使出各学科的杀手锏：假设和近似。将未知转化为已知，化难为易，化繁为简。于是，我假设火星和地球的天然电磁场相似。
在地球上观测到的电磁场实际上包含许多人文电磁噪声，只有深入荒无人烟的腹地才能躲避大部分人文电磁场，模拟火星上的电磁环境。在北卡这个地方，很难找到僻静的电磁环境，只能往远处走，到西部的荒漠里，但这大大提高了项目运行的成本，降低了利润。做为科研人员，我追求的是最接近真实的环境，不计成本和利润；做为公司经营者，元先生两者都要，但重在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最后连折中一下的机会都没有，“楼下”有现成的试验场地，就地测试。
这样只好再来一个假设，假设火星上的电磁噪声与试验场地的相似，这个假设给出了最坏的状况，火星上至少没有人文噪声。如果能在地球这个复杂的环境里测量到，并提取出有用信号，那么在火星上应该没有问题。这样，难题都被一个个假设或近似化为乌有，只要在科研报告里写明这些假设和近似，一切都顺理成章。这就是地球物理学和其它许多学科的诡异之处，从问题的开始到解决，有太多的假设和近似，将复杂的难题变得简单、容易处理。一些科学界公认的理论和结论，只是现阶段学界达成的共识，将来有一天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实际上，用电磁法在火星上找地下水只是内行忽悠外行的营销卖点。不错，电磁法找水在地球上行得通，理论上在火星表面也行得通，但实际上行不通。道理很简单，电磁法找水是通过测量地下电阻率的变化间接找水，而引起电阻率变化的地质状况有无穷多。测到电阻率异常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着还要从无穷多个可能性中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做出推断，最后还要打钻出水才算数。在火星上没有人为介入，怎么能断定异常是由地下水引起的呢？正如X光透视见到胸部有阴影，没有后续确诊手段怎能断定阴影是什么东西引起的？
比较现实的科研项目是测量火星上的天然电磁场，这只需要一个接收线圈和重量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电路芯片，很容易做到小巧轻便。以前的研究侧重于火星的静磁场，或低于五赫兹的低频磁场，而迪法的仪器可以观测到三十赫兹至十万赫兹的宽频电磁场。当然，这种观测与找水没有直接关系，航天局不会感兴趣；但是，了解了火星天然电磁场的特征，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对将来可能实施的电磁探测，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无论怎样，做为科研人员，只能按照立项协议书执行。我按照科学研究的“套路”走完了全部过程，写出了一份有理有据的科研报告。虽然明知用电磁法在火星上找水，在可预见的未来行不通，还是认认真真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用理论模型演绎了一番，证明了仪器可以测量到地下水产生的异常，理论数据的反演也可以勾画出地下水模型的轮廓。至于在实践中测到的异常是不是由地下水引起的，本项目不涉及。
人类在探索大自然的过程中，由于利益驱使，以及隔行如隔山，出资方做了许多无用功，浪费了许多资源。执行方获得了钱财，有机会深入探讨一些问题，满足了专业人员的好奇心，锻炼了专业队伍，提高了科技水平。这个历练和提高可能使其它项目受益，对整个人类来说，也许是收支平衡，或利大于弊，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内陆湖泊、河流、港口、池塘、运河和沿海水域中的爆炸物也是安全隐患，这主要来自废弃的军火和未爆炸弹，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向水中倾倒废弃的军械是一种标准做法。船舶和飞机残骸中也含有爆炸物，成千上万的沉船残骸在沿海、湖泊和河流中。位于深水区的爆炸物对沿岸社区几乎没有危害，但那些在浅海和内陆浅水水域里的爆炸物可能会造成相当大的人道和社会问题。此外，水下爆炸物腐烂对环境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这些爆炸物不在人们的视线内，人类在水上的活动远少于陆地，危害性有限，因此得不到重视。随着环境安全意识深入人心，有关部门将清理这些爆炸物纳入人道主义行动范围之内，研究探测水中爆炸物也是迪法的课题。
水下探测和目标识别的方法理论，以及仪器的核心技术同陆地上的完全相同，区别在于仪器探头的设计、置于水下深度的控制和测量方式。完成这类项目不难，做出合适的探头，到海边试验水域用汽艇拉着跑几圈获得数据便可写报告。报告的主体和地面项目类似，只是探头和数据不同，但要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正确识别探测到的目标体，难度相当大。
元先生在海边内湾有一个度假屋，附近海域风平浪稳，深浅适中，是测试水下探测仪器的好地方。我们选定一块海域做为试验场，埋设了一些形似炮弹的钢管。试验时将仪器固定在汽艇上，探头放入水下拖在汽艇后面，开着汽艇按照预定的测线测量。晚上住在元先生的度假屋里，连旅馆费都省了下来。
外人看野外工作很辛苦，有的确实十分辛苦，有的却跟玩儿差不多，例如，我们的测试工作，玩着玩着就把工作完成了。有时摘掉探头，驾驶汽艇在海面上劈波斩浪，身后留下一道白色的浪花，越来越宽广；几只海鸥张开双翅掠过水面，再向空中滑翔而上，为天海一色的单调画面注入生命的活力。有时赤日炎炎水面无风，闷热难忍，海水荡漾诱人，忍不住下水绕着船游几圈，顿觉神清气爽，精神百倍。有时关上发动机，任由小船在海面上飘荡，放下几根鱼线，躺在船上晒太阳，仰望蔚蓝色的天空和飘过的一朵朵白云。收工时拉起鱼线，线线有鱼，晚饭的下酒菜有了着落。
度假屋前面栈桥两侧的海水齐腰深，海底泥沙里有许多生蚝。用一个三齿耙在水里耙，遇到阻力肯定是生蚝，用耙子将其从泥沙中搂出来，蹲下去用手即可摸到。一个人在水里捞半个小时就够两个人吃一顿了。我们每天下午派一人去搂生蚝，试验回来后，一大堆生蚝摆在那里等着大家烤着吃。说起来也奇怪，就那么大块儿地方，天天搂、天天有，好像生蚝源源不断地从海底钻出来似的。在海边有一块地真好，生蚝取之不尽，吃之不竭。
水下探测到金属物体不难。海水可以屏蔽部分人文噪声，水中感应电流向金属导体集聚，这导致噪声减小，目标体的信号增大，使探测变得容易。但是，识别水下目标体十分困难。探头在水中的动态范围较大，难以人为控制，致使探头与目标体的相对位置和形态变化无穷，给识别目标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意识到录取数据库的方式不对，不能像探测地下目标那样静止地建立样本数据库，必须动态建立数据库。于是，我们在行驶中建立数据库。用这个数据库拟合大大提高了目标识别的正确率，可以写出漂亮的科研报告，但仅此而已，在现实中用电磁法识别水下金属物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海水中得到的数据库用于淡水中的目标会产生很大的误差，为了在内陆河道、湖泊探测爆炸物，必须在淡水中建立数据库和测试。元先生的度假屋附近有一个内河入海口，公司在上游一个河宽流缓处建立了一个试验场。在那里进行试验又是一种情趣，岸边锦花绣草近在眼前，露红烟紫，远处绿树荫荫；另一边流水潺潺，波光粼粼，对岸几棵大树映在水中，倒影弯弯曲曲。无论在哪儿个水域工作，各有各的美景和乐趣。
迪法承接了美国地调局的一个项目，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候玛地区进行航空电磁测量。艾历克斯、弗朗克和我执行野外测量，我们将六米长的吊舱固定在面包车的车顶上，车内装满了各种工具和材料。第一个目的地是休斯敦南部的一个小岛，加尔维斯顿，距罗利二千公里，在那里改装直升机，然后再折返回候玛。一路上我们三人轮流开车，即将进入亚特兰大时，我开弯道右转过快，由于吊舱在车顶右侧，导致车身向右倾斜，左侧车轮离开路面。艾历克斯和弗朗克同时惊呼起来，所幸倾斜不大，车身又平衡回来，四轮着地。转头看看，两人面如死灰，我说了一声对不起。进入得克萨斯州后，可以看出石油业的蓬勃发展，路边时常出现管道密密匝匝错落有序的炼油厂。
经过两天的追风逐电，终于到达加尔维斯顿岛。这个小镇曾经是海盗王国，现今的旅游胜地，海边风景如画，蓝天白云，碧水黄沙；墨西哥湾的海风强悍，有些棕榈树被吹秃了头，吹弯了腰。我们在镇里停留了两天，在一家航空服务公司改装直升机，后来不知哪项安排出了问题，要三周后才能进行改装，我们只好先飞回罗利。日落时分在休斯敦登机，升空后向东飞，天空一片漆黑。半路遇到右前方远处下面雷雨交加，夜空里电光闪耀，溢彩纷扬，如同金蛇狂舞，一片火树银花，时而一道白光划破夜空。在天上看到如此景象还是头一遭。那里一定是雷霆霹雳，云涛汹涌澎湃，任何物体置身其中都会粉身碎骨。
在亚特兰大转机时，因登机口休息处人满为患，我们坐在对面休息，可以看见那边登机的状况。我打开电脑玩游戏，他俩也围过来看，艾历克斯让弗朗克注意看着那边的登机情况。弗朗克时不时过去看看，再回来看我们玩游戏。突然，我们觉得那边一片寂静，抬头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了，飞机已经飞走了。弗朗克一头雾水：刚才还熙熙攘攘一大堆人呢，怎么一下子就都没了？我们很奇怪，有三人没登机，怎么也不广播一下？艾历克斯说这家航空公司是黑人经营的，不怎么样。这话政治不正确，在美国十分敏感，好在我们都出身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那么多忌讳。当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再折腾到外面找旅馆住下就是下半夜了，睡不上二个小时又要起床赶到机场。我们只好在机场的长椅上将就一夜，第二天拂晓五时的班机回家。
三周后，我们飞抵休斯敦，再次来到加尔维斯顿岛，此时直升机改装完毕。第二天，我们驾车开往路易斯安那州的候玛镇，这个小镇位于加尔维斯顿岛以东五百公里、新奥尔良西南一百公里处。到达野外作业的机场后，开始测试仪器和GPS基站。地调局派来一位物探人员杰罗特观察配合野外飞行。杰罗特身材高大，脸色通红，说话不多，年纪轻轻留着教授胡子。由于我在美国地调局的名气很大，他见到我毕恭毕敬，甚至有些拘谨；很快发现我十分随和，经常开玩笑，也就放松下来回归自然。
直升机驾驶员杰米和机械师麦修是多年的老搭档，同生共死的越战老兵，在同一个部队服役，杰米是UH-1直升机驾驶员，麦修是地勤机械师。二人白发白胡子，穿着背带长裤，一副老派人物的样子。口嚼烟草是杰米的一大嗜好，他时不时从一个金属盒中抓起一些烟草放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儿。嚼烟最初在某些印第安人部落中很普遍，十九世纪在美国白人中流行起来，一战后嚼咽的人迅速减少，二十一世纪初，在美国嚼咽的人寥寥无几。
越战期间，杰米经常执行运兵、突袭和救援任务。他曾经被越南游击队击落一次，直升机中弹起火，歪歪斜斜地冒着烟落在南越的丛林中，所幸没有人员伤亡，通讯系统也没有损坏。游击队蜂拥而上，机上十来名士兵奋力抵抗。麦修听说杰米被击落，急红了眼，不顾自己隶属非战斗序列，拎着枪登上一架救援直升机。杰米他们坚持二十多分钟后，几架救援直升机赶到击退游击队。杰米说：救援再晚来几分钟，我们就向游击队投降了。回到营地后，麦修因擅自行动，被长官大骂一顿。通过这件事，二人的战斗友谊可略见一斑。听完杰米的故事，我告诉他，那时候我们天天喊“打倒美帝，援越抗美”，他笑着做出中弹倒地的样子。
开工前进行了一次视察飞行，我和杰罗特上机绕着测区飞了一圈。测区位于沿海地带，地势平坦，水网纵横交错，树木枝繁叶茂。杰米具有西部牛仔的彪悍野性和冒险精神，驾机时嘴里嚼着烟草，忽高忽低，大角度倾斜转弯，犹如牛仔在西部广袤的土地上骑着快马奔驰。开工前我告诉杰米，测线飞行的标准吊舱高度为一百英尺，吊缆长度一百英尺，故直升机高度保持在二百英尺；由于地形和树木，绝大多数驾驶员飞不了这么低，不高于二百五十英尺即可。
他每架次都飞得很低，有几次回来时吊缆和吊舱的结合部带着一些树枝。虽然数据质量上去了，但我开始忧虑飞行安全了，提醒了几次，他毫不在乎。终于有一天，直升机拖着长长的电缆回来了，吊舱撞树坠落在密林里。令人不解的是，吊舱撞树的拉力应该启动直升机底部的安全设施，从根部切断吊缆，怎么会在连接吊舱的那头断掉呢？难道安全设施失灵？
根据飞行数据和杰米的描述，确定了吊舱的大概位置，这里是联邦政府的土地，可以自由进入。若是私人土地，还要得到地主的许可才能进入。杰米、艾历克斯和我先飞到那里观察地形，寻找汽车进入树林的途径。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观察地面树木的疏密，在地形图上标出树木比较稀疏的地方。我们在吊舱坠落处低空盘旋了几圈，只见树顶上有一些树枝折断的白茬，由于树高林密看不见地上的吊舱。
回来后，我们带上砍刀等工具，按照地形图上标出的位置，将面包车开到距离吊舱最近的路边，杰米、弗朗克和我带着砍刀下车徒步探路。杰米腰上还别着一支三寸九毫米手枪，他说子弹是打蛇的钢珠散弹。我见过这种子弹，据说伤害枪管中的膛线。那期间我玩枪正玩得来劲儿，这下我俩有了共同语言，一边走一边谈论有关枪的话题，他家里有十多支长短枪，狩猎季节去打熊和鹿。一路上我们在树木较稀处做了路标为汽车引路，必要时砍树锯树开路，最终在距停车处大约一英里的树林中找到了吊舱。
现场一片狼藉，吊舱躺在树丛中，头部撞瘪了进去，尾翼脱落，整流板散落一地，到处都是折断的树枝。我们检验了吊舱外壳受损程度，收拾起地上的吊舱残片。弗朗克用对讲机通知车上的艾历克斯，他按照路标在树林里拐来拐去将车开到我们面前。几个人将吊舱举到车顶的支架上固定好，开车回到机场。由于吊舱损坏严重，现场无法修复，只好收队铩羽而归。回到办公室后，我处理数据残局，艾历克斯布置人手修复吊舱。
在侯玛期间，我们品尝了路易斯安那州最具特色的美食，小龙虾。一些餐馆以经营水煮小龙虾为主，一上就是一大盆。看着浑身赤红张牙舞爪的小龙虾，外地游客不知从何下嘴。服务员现场示范，双手拿着小龙虾，旋转虾尾露出饱满的虾黄，捏紧虾尾用嘴咬住露出来的虾仁一拉，拿着虾头秃噜秃噜地吸吮里面的汁液，鲜美的虾肉和汁液就进到嘴里。无论是文绉绉的绅士，还是雍容华贵的女士，到了这里都放下了以往餐桌上的烦文缛礼，回归淳朴粗犷，下手抓龙虾，送到嘴里“秃噜、秃噜”地吸得惊天动地，放荡形骸，不成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