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有四、五个重要的会议，地球物理年会、环境工程地球物理年会、国防部环境安全年会、多伦多矿业大会和电气工程地学年会，此外还有一些数年一次的零星会议。这些会议是地质地球物理界各路英雄好汉风云际会，展示武功、推销自己、了解对手的大好时机。在迪法公司期间，几个会议都去参加，单干期间只去过地球物理年会和加拿大矿业大会，在泰拉兰斯公司前期因公司业务保密，不参加任何年会，后期只去地球物理年会和矿业大会。
国防部的会议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会议费和住宿费高昂。有一次我和比尔去开会，旅馆费四百多美元一夜，四晚就是两千多美元，我们不得不两人住一个房间，这在北美十分罕见。元先生当着一位会议主办方负责人发牢骚：“你们给的研究经费又在会议上拿了回去。”那位负责人也是好脾气，笑笑而已。其实会议费和研究经费相比只是沧海一粟，但比其它会议高出很多。
会议第一天上午是大会发言，一般是业界大腕或特邀人士讲话。在一次国防部的会议上，一位三星将军讲话，完全是一位大学教授的风范，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丁点儿行伍习气。他讲话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台下听众心领神会的笑声频频，感觉有点儿像奥斯卡颁奖会上的主持人讲话，同时也言之有物，讲的都是这些承担军方项目公司最关心的问题。讲话完毕，耐心回答每一个人的提问。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美军的文化素质。
在我的北美职业生涯中，只有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开会不用上台发言，其余的都要上讲台。由于英文不行，会前要做充分的准备，刚出国时将要说的话写出来，反复默读修改，力求简单顺口；后来有了进步，不用写下讲话的内容，可以看着幻灯片娓娓道来。第一次参加环境工程地球物理年会就有两个大会发言，两次发言中间只隔一个人。由于准备充分，那两次发言效果最好，讲完后台下掌声雷动。最怕的是没听懂人家提的问题，当着那么多听众总不能让人家重复问题吧。我只好故伎重演，用研究生答辩时用过的策略，讲到关键问题点到为止，诱使听众就此提问，这一招屡试不爽。
有一次在盐湖城开会，我有两个发言。第一个是大会发言，我正在讲时，一位记者前来拍照。第二天报纸在第一版刊出我和另一位学者的照片，有一段文字介绍我讲的内容。他拍照时，幻灯片打出的是导言部分，介绍前人的工作。记者张冠李戴，将幻灯片上的内容说成是我的工作。不过关系不大，大标题是非地震技术，美国地球物理勘探的主流是地震，关注非地震技术的人不多。无论怎样，我算是在业内媒体上露了一次脸。第二个发言是小会场，主持人是布朗大学的杰克教授，当年与他多次发生冲突。杰克的出现影响了我的情绪，那个发言发挥得不好，是历次上台最糟糕的一次。
我偶尔也去站展台，但不会主动和前来参观的人搭讪，只有人家提问时才说话。有时现场给观众演示电磁探头识别金属物体，像变魔术一样拿着一枚硬币放到探头下面，计算机屏幕上立刻显示硬币的面值。有人拿出一枚加拿大的一分硬币，测试结果显示一分钱硬币，美国和加拿大同面值的硬币大小差不多，电磁频谱基本相同。有人拿出自己的钥匙测试，屏幕上显示金属杂物，硬币以外的物体通称金属杂物。其实数据库里只有四枚硬币，测试出错的概率微乎其微。
有意思的是，在地球物理学术会议上会出现讨论巫术找水的论文，拿巫术的结果与物探结果对比。这种巫术被称为“道星”（Dowsing），用于寻找地下水、矿产、石油、古墓、宝藏或失物，是一种具有数百、甚至数千年历史的巫术。古时这种巫术的神器是一根Y字形树枝，巫师两手握住Y字的上面两端，下端指向前方，向潜在的目标体行进。当走到目标体上方时，树枝向下或向上转动，Y字下端指向下或向上；走过目标体后，树枝恢复与地面平行。
现代大多用两根L形铁丝，每根的长臂大约一尺多。使用时两手各握一根铁丝的短臂，铁丝长臂平行地面指向前方。当走到目标体上方时，两根铁丝向身体内侧转动，直至交叉重合；离开目标体时铁丝向身体外侧转动，直至恢复原位，再次指向前方。还有一些人用类似钟摆的神器实施行道星作业。现在这种方法大多用于找地下水，特别是一些拥有农场的人用此方法在自家地面上找水。此外，还有一些公司提供道星服务，销售道星神器。
这种巫术可追溯至八千年前的洞穴壁画，画中一名男子手持树叉行走，与当今道星找水的姿态相同。数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使用道星来寻找井位和地下水源，从事道星的巫师备受推崇和尊敬。十六世纪，德国人用来寻找金属矿。在明斯特的版画中，描述一位矿工手持树叉在采矿作业面上行走。当时，矿工们对道星有很多争论，有人说它在发现矿脉中最有效，而另一些人则否认。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南部，它被用于追踪罪犯，这种滥用导致了宗教裁判所立法禁止将道星用于以司法为目的的实践。
有些科学家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道星，例如，早期的放射性和自然电位，近期的量子纠缠和全息图像，还有神秘的地下水辐射振动和潜在心理意识触发的远程观测。据说，在俄罗斯道星仍然大行其道，被认为是一门科学。多年来，人们对道星术进行了一些相当严格的测试，但是结论往往取决于谁组织测试，以及他们如何解释测试的结果。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仍有相当多的公用事业公司和专业机构以某种方式使用道星，但由于担心被嘲笑，他们通常不愿公开这一事实。主流科学界认为道星是一门伪科学，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它比随机猜测更有效。
每次会议都到各公司的展台巡视一、二圈，拜访一下各路诸侯和老熟人，看看他们推出什么新鲜玩意儿。那几年航空重力方兴未艾，看到一个正在演示的航空重力仪平台，上面放一杯满满的啤酒，模拟飞机颠簸，任凭东倒西歪，那个平台始终保持水平，杯中滴酒不外溢。总的来说，地球物理本身发展不大，全靠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这个学科被经典物理学束缚住了，不突破这个束缚不可能有革命性的进展。
有一年遇到从渥太华来的帕拉斯基，九二年他邀请和安排我访问加拿大。我留在地捷姆几个月后，他被确诊患了罕见的黑色素瘤，据说是最难治疗的癌症。他辞掉联邦政府的工作专心治疗，还向我咨询过中医疗法，看来是病急乱投医了。他是捷克人，老婆是巴西人，可能两国的偏方都用上了，再加上中医西医。经过现代医学的正规治疗和一些土法偏方治疗后，他的癌症消失了，医生也莫名其妙，这癌症怎么就没了？是哪种疗法起了作用？他身体十分健康，特地到会议上见见昔日的同行们。
二零零二年在多伦多的一次电气工程地学年会上，一位站台的同事告诉我，美国地调局有一位女士到展台来找我。我以为是玛瑞娜找我讨论业务问题，便到地调局的展台去找她。站台的女士看见我眼睛一亮，说是她找我，只是慕名而来认识一下，因为在美国地调局听过我的故事。在加拿大时同美国地调局合作过，没想到赚了一个好名声，一不小心成了有故事的人。
在会议上经常遇到几位华人同行，有的在大学当教授，有的在州政府地调局，更多的在私企任职。有时晚间有酒会，端着一杯酒在人群里转来转去，跟这个打个招呼，和那个说几句话，转着转着，几个中国人就转到一块儿了，说起国语高谈阔论，不亦乐乎。还经常遇到一位日本学者，发表的论文和电磁法有关，后来才知道他是我师兄在日本的合作者。来开会的日本人不多，他们在会议上特别低调，显得有些势孤力单。
最后一次开会是二零一六年的地球物理年会。那时公司已经呈现出日暮途穷的征兆，当年只有一个项目，但还是在最好的位置上摆出一个几乎是最大的展台，派出多人参加会议。那次会议我不用上台发言，感觉特别轻松。听别人发言爱犯困，一困就多喝咖啡，白天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更困，喝的咖啡更多，如此恶性循环。这么多年来，开会的胸牌和书包积累了一大堆，这些胸牌就像军人的资历牌或军功章一样，记载着一个人参加过的战役。
有一些从未谋面的学生学者，我和他们有许多文字上的交往，有的通过电子信件直接交流，如一些在读博士生或学者来电问问题，索取计算机程序；有的通过学术刊物的编辑间接交流，如论文作者和评审员。通过和他们的学术交流，发现了学界和业界一些有趣的现象。
我经常收到一些中外研究生的电子信件，他们阅读了我的文章后，就一些不清楚或不懂的问题来信求教。培养青年学子是老一辈学人的责任和义务，我极尽前辈提携晚辈之责，认真回答他们的问题，对一些复杂问题做出详细的解释，有时甚至帮助他们计算课题中的具体问题。通过与这些学生的文字交往，我发现在发达国家念电磁勘探的博士生，几乎都来自第三世界，如中东和南美一些国家，反映了这个学科的尴尬。学电磁勘探的先决条件是数学和物理特别好。中国有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三科能学好两科的人，谁还来学物探呀？物探工作辛苦，薪水不比其它行业高。发达国家的学生，能学好数理的人早就奔着工作条件好、工资高的学科去了。
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做一些研究工作，发表一、二篇研究论文；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后，立刻成为香饽饽，很快进入管理层或政府机构，脱离了第一线工作，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文章了。有些人在学习期间可能知道自己将来的出路，因此在学问上得过且过，尽量享用现成的东西，来电直接索取你的研究成果和计算机程序，连模仿学习一下都懒得做。当然，认真做学问的好学生也大有人在，来信跟你请教各种问题，探讨解决的途径。
有的学者或公司专业人士来电询问学术或技术问题，他们不熟悉电磁勘探这一分支，往往专注某一个具体问题。可是事物不是孤立的，许多问题不是一、二句话回答得了的；回答这类问题要做许多铺垫，解释一下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很费时间。即使在我做独立咨询顾问时，也免费为许多人做这类咨询。大家都是同行，不能问一个问题也要人家付费。有的开始只是一个问题，后来越问越多，一天几个电子信件，持续一周时间。有的独立咨询人士具备经商潜质，无论谁问什么问题，开口先说一小时多少钱，我始终做不到这一点。
来到美国后，一些学术刊物陆续请我担任论文评审员。每次接到邀请，我都痛快地接受这个费时费力的义务工作。十多年来，总共担任了世界各地八个英文地学刊物的评审员，此外还有国防部战略环境研究发展计划署和国防部环境安全技术保证计划署的项目评审员。我发表的那些论文都经过同行专家的评审，做为作者，为刊物评审论文是尽义务和责任，大家共同努力将学术刊物办好。虽然在论文和项目评审上用掉很多时间，但在学术上的收获很大。
评审论文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关键在于你自己怎么评、怎么审。有人说评审一篇论文比自己写一篇还难，要求证每一个数学公式，每一个计算结果。其实编辑部从来没有这样的要求，文责自负是作者的事情，不是审者的。在评审论文时，我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严格按照刊物的要求评审，不在枝节问题上难为作者。自己不熟悉不懂的部分，不予置评，也不要求作者解释，只跟编辑说明自己不熟悉，请他参考其他评审员的意见。编辑部要求文章具备可读性，英语语法正确，行文流畅易懂。我自己英语不行，从来不在英文写作上做出任何具体修改和评论，有的文章英语写得很烂，我只是给出一个整体上的评价。无论怎么评论，在可否发表的问题上给编辑的结论十分明确。
通过评审中日韩三国学者的论文，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永远跟着西方学术刊物中的论文走。西方学者做了什么研究工作，发表了什么文章，他们也跟着做同样的工作，做完也发表类似的文章。在评审这些国家学者的论文中，我没有看到一个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都是在某种程度上重复西方学者的工作。在学术问题上，他们好像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这可能是学界和业界脱钩所造成的，也就是理论和实际脱节。
地球物理勘探是应用科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否则，学界不知道业界干什么和需要什么，因而失去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学术研究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能跟在西方学者身后亦步亦趋。有的教授甚至告诉学生盯死国外的某些研究小组，他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这还是放眼看世界的教授，看不到学术前沿的教授会怎样呢？长此以往下去，永远不能超越，不能领先。
《地球物理》是国际地球物理学会的主要学术刊物，为该刊物评审一篇文章，编辑部赠送一张价值二十美元的购买卷，可以用于购买学会出版的书籍。我为该刊物评审了很多论文，积攒下几百元购买卷。地球物理学会只在一九八八年出版两本关于电磁勘探的书籍，一本关乎基础理论，一本论述各种方法和应用，是对电磁勘探的一个总结。如果我还在教书，或是学生，这两本书特别有用。如果做研究或咨询工作，用处不太大。手里拿着那么多“钱”，不妨买一套把玩，闲时翻一翻，欣赏一下里面的数学公式和曲线。买完后还剩不少“钱”，无处可用。
这两本书是我毕业后唯一新出版的专业书籍。因为这个专业一直在发展中，新近零星研究成果构不成一本书的分量。弗雷泽退休时，我曾建议他写一本题为《航空电磁填图》的书留给后人参考。这些年我们的工作和他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足以形成一本内容丰富的专题书籍。他笑着摇头表示不写，要享受别样的退休生活。
二零零零年后，北京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每隔两年请我回去讲一下国外航空物探的新进展。当时，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出资邀请国外学者到中国讲学，由邀请单位申请，外专局出资报销国际和国内旅差费。每次邀请都安排在我回家探亲那段时间，顺便到航遥中心讲座和看望老同学。回到长春后，到学院看望老师和同学，应邀做一个讲座或同师生们座谈。
第一次去航遥中心时，招待所房间里的烟味特别刺鼻，刚进屋时差点儿将我熏倒。我要求服务员换禁烟房间，但那时国内还没有禁烟房间，只好将就住下。多年闻不到烟味，这才知道烟的厉害，晚上睡不着觉，怪不得烟民们困了就叼起一支烟提神。晚饭后同学来访，问他们烟味如何？他们根本闻不到任何烟味。习惯成自然，在那里住了三晚，最后一晚觉得烟味没有像刚来时那么强烈了。就餐在招待所旁边的餐馆，只需报上姓名，随便点菜。可是一个人没法在饭店吃饭，一个菜都吃不了，只能要面条或水饺之类的食物。航遥中心还派专人陪我去全聚德吃烤鸭，到北京民族园游览，临行时赠送一些礼物，如茅台酒和北京烤鸭。
讲座的内容基本是现成的，如在会议上的发言材料，有时汇总一下各方面的信息。虽然改革开放多年，但国内在有些方面还是相对封闭，我们的日常工作，讲起来令听众耳目一新。我每次都将讲座的文件留给航遥中心的技术人员做为参考资料，始料不及的是，有的技术人员未经许可将资料做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航遥中心有十几位同班同学，但在学术交流中见不到他们的身影，只有一位同学还从事物探工作，其他人都已改行。
有一年，同教研室的汪老师上任北京航遥中心一把手，他说吉林省地质勘查研究院院长要见我。我一脸茫然，不知道省里还有地质勘查研究院，更不认识什么院长。晚饭时，院长闪亮登场，我见状惊呼其名，原来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勘查研究院就是原来的省物探大队。老同学见面免不了觥筹交错，酒入舌出，尽欢而散。那几天喝的白酒可能是过去十年的总和。那些年，国内单位改名改得让人眼花缭乱，学院改大学，系改学院，航测队改航测总队，再改成中心。从名字上看，坐地升一级，皆大欢喜。
电磁法是电法勘探的制高点，系里从事电磁法的老师陆续出国，以至于荒废了这个学科。仪器系及时占据了这个制高点，在系主任的主持下，几位老师专职研究电磁法。因此，每次回学院，在本系只是访友叙旧，年复一年，也认识了不少新人，但无人谈起学术之事。到访仪器系时，系主任及时抓住时机，临时动议请我给师生们做一个讲座，或和老师研究生们座谈一次，并奉送一信封人民币。讲座和座谈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有些困扰他们多年的技术难题，一句话就解决了。科学院电子研究所也立项研发航空电磁仪器，请我过去做一个关于航空电磁的学术报告。
我在国内时遭逢不偶，航空电磁法日暮途穷，奄奄一息。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又迎来了一次大干快上的机遇，许多单位蜂拥而上，力争从这块蛋糕上切下一块。有些与地质物探关系不大或没有基础的单位也当仁不让，纷纷上马航空电磁，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航空电磁法方面的论文也随之泛滥，前人已经解决的问题，教课书上的基础内容，都能拿出来申请国家科学基金项目，做为研究成果发表，国际先进水平、国际领先水平满天飞。
我发现国内应用学科科研的基本现状是，发表论文通过鉴定就完事儿，至于是否实际应用、效果如何？再也无人问津。有位学者对我说，几百万元的项目，只要在国外发表一篇论文就算交差，有的学者甚至试图雇用我为其科研项目撰写论文。这次大跃进对学科本身肯定是好事，尽管我对结局不乐观。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但愿有所成，拭目以待。可喜的是有些私人公司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脱颖而出的希望最大。
每次回学院讲座感触颇深，在地质宫里忙忙碌碌，分秒必争地学习和工作，十八年的光阴转瞬而去。来去匆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欣赏那琼楼玉宇，飞檐碧瓦和雕栏玉砌；也没有在富丽堂皇的地质宫中厅停下片刻，品味那雕梁画栋和典雅华贵的宫灯。馆藏丰富的地质陈列馆也仅仅进去参观二、三次。现在地质宫正门紧闭，走到陈列馆门口试图进去看看，却是锁着门，对面收发室的一位职工告诉我不对外开放。她一语惊醒了我这个梦中人，不由想起李煜的“梦里不知身是客”，而我醒时不知身是客。每次回学院都是怀着主人翁的心态，此时方知身是客。我还是当年的我，地质宫已经不是当年的地质宫了，正可谓人是物非，流水无情，令人感慨万千。
有一次进地质宫后门。二门里有一个门卫室，里面经常坐着一位中老年女性，在这个门出出进进十八年，从来没见过这屋里的门卫有所作为。 那天，门卫竟然透过那小小的窗口，在昏暗的灯光下，从穿流不息的师生中认出了我这个“外人”， 破门而出将我拦住，大声喝道：“哪个单位的？来干什么？有工作证吗？”事出意外，面对这连珠炮似的三问，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在尴尬之时，幸亏一位听过我讲座的学生走在前面，停步回头一看是我，便过来打招呼，并向门卫解释说道：“这是学校请来讲课的黄老师。”我这才得以入内。这件事令我感慨不已，不禁想起贺知章写的“少小离家老大回”，有感而发：
不知道门卫是如何认定我这个外来人的，可能她在这个门里从来没见过步履如此矫健的白发人。从那以后，我彻底认识到一去经年已是客，而且每次到访地质宫，走到门卫处都不免心有余悸。
一九九九年我离开加拿大不久，弗雷泽退休。每年秋天开车去佛罗里达的日程照旧，但圣诞节前飞回多伦多，新年后再飞回佛罗里达，四月末开车返回多伦多。回到多伦多在家也呆不了几天，天气一热就去北边的农场居住，干一些维护农场的体力活。从他这我得到一个结论，富人和穷人的差别之一是，富人有几个窝来回折腾轮流住，穷人只有一个窝，常年窝在一个窝里。
九九年十月末，弗雷泽如约开着新买的凯迪拉克来了。我把睡房让给他们，自己睡到客厅里。他告诉我，这辆车的税前价格是二万五加元，他真是太精明了，知道买车如何砍价。我离开加拿大时买的那辆普通车税后二万五加元，这两辆车天壤之别，拿到手只差几千加元。他的精明之处还在于计划，凡事计出万全，策无遗算。从多伦多开到佛罗里达坦帕湾这条路，他走了至少有三十年了，但每次行程的计划都十分周密，密密麻麻写了好几张纸。我媳妇第一次开车来北卡时，我只给她一张写了几行字纸，除了公寓的地址外，就是几号公路转几号公路。她一路顺顺当当地开过来，比我的预期提前到达。
他买这个度假屋时还很年轻，第一次去一口气开车二十四小时到达，后来需要在路上住一夜。退休后，中途住一晚有些吃力，需要住两夜或三夜。他开玩笑说：你家最好在三分之一路程处。第二年弗雷泽到达罗利时，我还没有下班，他在公司附近给我打电话。那时手机还不普及，他的凯迪拉克里有一个电话，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在电话里听他说话的声音好像是从非洲一个小村庄打过来似的，人说话声音小，噪声很大。没几年手机普及了，通话质量高、费用低，他车里的电话成了摆设。
我们在离公司不足一英里的加油站会合，他跟着我的车回家。我们刚刚搬进新买的房子，比去年的公寓又大又气派，他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看看这、瞧瞧那，一个劲儿地笑而不语。我这一路走来，他都看在眼里，从孤身只影一个小行李箱，客居友人之家，到公寓大楼和自家联排屋，再到公寓，最后搬进如此气派的“大宅”。
弗雷泽每年的来访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一般周五下午到达，安顿好后喝啤酒聊天，天南地北、奇闻异事，以及地捷姆和加拿大其它航空地球物理公司一年来的新闻；晚上外出到中国餐馆吃饭，饭后回来继续喝啤酒、喝茶直至就寝；第二天早饭后出发，开车十二小时直达坦帕湾。我建议他住两到三晚，好好休息一下，可他们总是说没有时间，退了休家里那点事儿还那么忙。
有一年他们在这里住了两晚，在罗利附近玩了一天，还有一年到迪法公司访问，元先生和他是老相识，带着他在公司参观。我们在南卡海边买了房子后，一起去了一次。钱镔一家搬来罗利后，我们和弗雷泽一起吃晚餐，饭后到钱家喝茶聊天。我刚到加拿大时住在钱家，办工作签证时用的是他家的地址。钱镔的名字对弗雷泽来说如雷贯耳，却素未谋面，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在北卡欢聚一堂，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他们的早饭几十年一成不变，果汁、黑面包、果酱、摊鸡蛋、牛奶和咖啡。有一年，我想让他们尝试一下中式早餐，预备了稀粥、煮鸡蛋、咸菜和馒头。弗雷泽看着一桌子陌生的食物发呆，不知如何吃法，在我的示范下，他俩勉强吃了一点上路，我估计他们出门后会到外面再吃一顿西式早餐。从此，我知道了他们早餐的固定食物，每年照此办理。从那以后，他们每次到达罗利后，先到超市买牛奶和面包带来，生怕再给他们稀粥馒头吃。我拿出准备好的早餐，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带了，可是下一年还是买了，如此持续了好几年，看来是被稀粥馒头吓怕了。
每次他走时，我将家里的啤酒都给他带上，不然的话会放到下次他来再喝。我还送过他一瓶茅台和二锅头，并告诉他茅台酒是中国名酒，大约一百美元一瓶，不过这瓶是回国讲学时人家送的礼物；二锅头是大众名牌，大约一美元一瓶。他内弟到佛罗里达探望他们时，两人一顿喝完一瓶二锅头，喝时不觉得怎么样，过后二人酩酊大醉，吐得一塌糊涂，领教了中国老白干儿的厉害。他评价茅台比二锅头好，好在温和。我始终不懂温和怎么就好，二锅头里兑些水也会变得温和。
二零零五年春天，我们开车到佛罗里达坦帕湾看望他们。他的度假屋靠内海湾水边，每家都有停泊船只的码头；此地属于海牛县，名副其实，硕大的海牛在水里游来游去。黄昏时分，我们到海边散步，往西走半英里是面向墨西哥湾的外海。海岸的沙滩宽大厚实柔软，沙子颗粒细腻，走在沙滩上就像踩在厚厚的锦缎上一样。海浪呼啸着一波又一波地冲向沙滩，又默默地退回海里，带走一些晶莹的细沙。
弗雷泽说，由于海浪的冲刷，每年都会流失很多沙子，公园管理部门从外地运来沙子充填沙滩。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滩，很难想象这些沙子竟然是一车一车拉过来的。这里有很多大富豪和大明星的度假屋，税收丰盈，为了他们一时之欢，当地政府不惜劳民伤财实施这么大的工程。弗雷泽还开车拉着我们到一个小区里转转，这里是富豪明星的度假屋，每一座豪宅的主人都是举世闻名。
他们的来访一直持续到二零一八年，两人都八十五、六岁了，再也开不了那么远的车，只能飞过去。二零一九年他们将那栋房子卖了，但同买主协议每年十月底到第二年四月底租用此房。那年秋天我们去加拿大，本来约好见面，却又阴差阳错失去了见面的机会。接下来的新冠疫情彻底断了他们去佛罗里达的路。